不少人在读过几期专栏后，怒气冲冲地写信指责加里是个保守反动派。我们相信行为动机和市场机制的重要性，但这就说明我们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采取的是保守派立场吗？我们的确支持亚当·斯密及大卫·休谟等18、19世纪的思想家所创立的个人自由及私有企业经济观念。这些思想家青睐于建立一种容许个人有权对多数事情自行决策的制度。这种青睐并没有假设人们永远是理性且很少犯错的，而仅仅假设绝大多数人在提升自身权益的问题上，会比善意的政府官员更加理性，而且更少犯错。在当前，这样的看法比以前更具有针对性，这是因为，在20世纪，不管是税收、法令法规，还是政府的行政权力等，都已经大大扩增了。
因此，从古典或欧洲学派来看，我们是自由派，我们比较支持分散化的经济、政治及社会制度，只要个人不对他人构成明显的、重大的伤害时，个人就应该享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这样的自由派立场和传统意义上希望维护现状不变的保守派不同。虽然古典自由派认为，能生存下来的事物通常具有某种功能，而且对社会有利，但他们也知道，在法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某些长期延续下来的做法及传统，完全是因为势力庞大的利益集团为了想从公共政策里得到好处而施加压力的结果。因此，我们在专栏中积极倡导打破现状，以提高效率或增加穷人的机会。对某些读者来说，我们的建议有时候是过于激进，而不是过于保守了。
我们并不完全认同美国的任何政党，因为在个人与动机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是否比政客和官员更清楚自身利益之所在的问题上，没有哪个政党采取坚定不移的一贯立场。当然，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多数政治人物承认动机的重要性。不过，一旦这样的看法不能支持自己的观点，他们就会忽视这个因素。例如，某些保守派人士在反对国际自由贸易的时候，就忘了曾经鼓吹过自由竞争的好处。同样，不少自由派人士也不承认现代福利制度可以人为刺激人们移居到提供较好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及其他福利的富有国家。而保守派人士是因为宣称支持人们自由迁徙的原则，也故意不提人们因为能得到那些好处而移民的事实。
同样，自由派人士在鼓吹调高烟草税来抑制香烟消费，或减免公立大学学费来鼓励家境一般的孩子就学的时候，就会记起动机的重要性。但是，如果这个因素对自己的看法没有帮助，他们往往会变得比保守派人士更忽视动机的重要性，例如，社会福利是否会导致婚姻解体，并鼓励女性自我独立，以及所得税过高是否会降低就业、减少投资等。
虽然加里认为自己属于古典自由派，但他希望在专栏里所表达的看法是以研究结果为基础，避免在政策议题上采取某种立场。他在写头几篇文章的时候，的确尽量这么做，但他很快发现，读者希望专栏作家在评论时事的时候，能旗帜鲜明地亮明自己的立场。
斯蒂格勒的亲身经历证实了这个结论。加里为《商业周刊》写了几年专栏后，另一家财经杂志（《商业周刊》的竞争对手）也邀请斯蒂格勒为他们写稿。斯蒂格勒不仅是一位卓越的经济学家，也是优秀的经济评论家。他的专栏不仅机智诙谐，笔触敏锐，而且文笔极佳。不过，他的专栏以分析问题为主，在政策上并没有提出太多建议。一年之后，他就决定不再写了，因为他几乎没得到读者的反馈，这让他觉得文章只是写给自己看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就是他在政策问题上没有采取鲜明的立场。
加里很快就决定要在专栏里为所谈的问题提供改进意见。不过，这些政策建议大致上还是以针对一系列行为的动机及选择为分析基础，然后自然地让政策建议在这种行为视角下自行浮现出来。
因此，本书所收集的专栏文章包含了他对有争议性且重要的议题的看法，他明确反对大政府和中央计划的政策模式。他也反对非法移民、对少数族裔实行就业机会配额和保留、工会豁免反垄断法、在公立大学对家境中上等的学生提供高额的就学补助、美国大学运动协会（NACC）对大学运动员的限薪、国会议员的任期限制、员工持股计划（ESOPs）、对公司雇员提供其他补贴、关税及进口配额，等等，即使其他国家实施这些措施，他也不赞成。
当然，加里的专栏不只是提出反对意见而已。他倡导以合法的方式将移民权利出售给符合资格的申请人，支持大规模的私有化计划，让某些毒品合法化（ 吸毒在我国是禁止的行为，它触犯了我国的法律，因此，我们不能苟同作者的观点。——出版者注），以自给自足的原则来制定社会福利制度。另外，他也认为不能支付小孩教养费用的父亲应该受到惩罚，赞成强制执行婚姻契约，以修改宪法的方式让联邦法官不再是终身制，对重大犯罪实施重罚，特别是持枪抢劫罪。同时，他也认为社会福利的关注重点应该从母亲及社会工作者身上转移到对小孩的帮助上。
本文摘自《生活中的经济学》
这些文章以其扎实的经济分析，与随处可见的个人意见区别开来，广受各个阶层读者的喜爱，经典不衰。通常，专栏所谈论的当代问题，很快就会被遗忘。但是，加里·贝克尔的这些文章，即使是讨论那些已经忘却的问题，其分析也有助于学者、企业主管、经济爱好者及其他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在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等方面随时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