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西方民主是什么样子
民主，其实没有那么深奥，也无须太多的理论描述。它实际上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与人之间通过协商解决争端的妥协和宽容精神。
西方国家，公司的大门严格把关，闲人莫入，议会和政府的楼，一定是开放的，而且，议会的楼所处位置要高于政府，表现出俯瞰政府、监督政府的态势。我们总把美国的国会称做国会山，那是因为它坐落在一座小山上，恰好可以俯瞰白宫。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国会也是俯瞰政府。
都是国会，欧美不同。美国国会和欧洲国家的议会不同。在欧洲国家，领导人可以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而在美国，总统不可以解散国会，国会却可以弹劾总统，可以决定大法官的人数，可以任命大法官，在三权分立的政治体系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2004年我去美国国会参观前，导游史蒂夫不时地和对面走过来的议员打招呼。最可惜的是，史蒂夫只顾聊天，在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走过去好久才回过味来告诉我们，让我错过了打个招呼、问个问题的机会。
这就是民主国家，领导不是隔离于民众，也不是刻意高高在上凸显其神秘感。在德国波恩开会后，主办方带我们参观波恩市，我们的导游，竟然是一位退休的将军，在繁华街区参观时，街角忽然转出一个衣着普通的人，笑着自我介绍说：“我是这个城市的市长。”
2009年奥巴马访华时，有一张照片被中国媒体不约而同地搬上报纸的头版。照片上奥巴马自己打着雨伞，出现在空军一号的出舱口。当时，我应邀参加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节目，另外一位嘉宾梁文道先生就此调侃说，堂堂总统自己打伞，这让中国那些啥事都有人伺候的小局长、小处长情何以堪啊！
当然，最令我震惊且难以忘怀的，还是2004年访问奥巴马的一幕。
当时，我和凤凰卫视评论员邱震海等同行，来到伊利诺伊州威尔县温德哈姆湖工业园附近的一个棒球场内，和民主党的拥趸一起，等待着巴拉克·奥巴马的到来。
那时，奥巴马在竞选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帮我们租了辆车，我们就去了，没有任何申请，也没有领导签字。去了之后，和现场的民主党支持者聊天，还吃免费的热狗，也没有人因为我们是外国人而严防死守，或者说，没有人以为我们是外国人。
奥巴马激情四射的演讲结束后，我立即冲上前去，截住正欲离开的奥巴马，先是由衷地称赞他的演讲“非常深刻”，而奥巴马则笑笑说：“那真是太好了。”当他得知我来自中国时，就脱口而出：“你是我见的第一个中国记者。”我马上逮着机会要求与奥巴马合影与对话，他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并且招呼身边那个人高马大的胖子拍我与他的合影，然后还拿着我的相机问是否满意。
2004年9月28日，我把此行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标题是“他可能成为美国首位黑人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竞选集会纪实”。
其实，那趟旅行由于是美国国务院邀请，我还心存芥蒂，认为这是“和平演变”，不得不防。后来，德国、法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等欧美国家走过多次后，才越发认识到民主尽管不是完美的制度，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迄今为止人类的确没有比它更好的制度。
民主，有欺诈，有谎言，有金钱政治，有巨族当道。有时候，选举就是从两个笨蛋当中，选出一个不太笨的人来。但它的好处在于，给予民众机会，给社会调整的机会，也防止希特勒那样的人把人类带入灾难。
民主国家各有不同。大大咧咧的美国人，一般不会隐瞒自己的政治倾向，聊天时，支持谁，反对谁，毫不含糊，你问他投谁的票，他也不会隐瞒。而日本人却不一样。2005年选举时，我在大阪采访，碰到投票后的市民，我就问你选民主党还是自民党，日本人都礼貌地拒绝回答：对不起，要保密。
看到民主的好处，也需要看到民主转型过程中的曲折。
随着苏联集团的崩溃，前共产主义的国家朝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转变。一方面，中东欧以及三个波罗的海的国家在许多方面迅速地演化为真正的自由民主，但还有不少缺陷；另一方面，12个前苏联集团国家已经从民主的可能性中退出，或者重建了“没有共产主义的独裁统治”，其中，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和白俄罗斯迅速变为威权主义国家。
而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则实现了转型。这些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而言，均是宝贵的财富。
1989年之后，东欧国家的变化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私有化。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没有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私有化便会陷入暗箱操作；而没有公平、公正的经济私有化，公众便无法享受政治民主化的益处。
这两句话说起来简单，操作起来却极其复杂。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和文化，用我们的俗话说是“国情不?”。比如说，捷克有着强大的工业基础和民主传统，民主化之后领导层宁可牺牲效率，也要公平，在私有化时“只分不卖”，用证券形式让全民都享有国企私有化的利润分配。
根据捷克私有化部统计，两波证券私有化转给620万捷克公民的股份共3430克朗，平均每个公民分到5000多美元的资产，平均每人每年有300美元的收益。捷克出现了起点平等的“全民皆股东”时代。（《十年沧桑》，第112页，金雁、秦晖著，东方出版社。）
波兰则又是一番景象。该国工人力量强大，工会的谈判地位不容置疑。因此，它们与政府、资方的各种矛盾搅在一起，使得波兰的私有化每迈出一步都要经历许多回合的谈判，但正因为如此，在防止“暗箱操作”，防止少数人任意私有化，防止寡头形成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秦晖先生认为，这种谨慎、稳妥、民主而注重公平的政策对当权者来说似乎很麻烦，但长远看来未必是坏事。
如美国学者本杰明·巴布尔（Benjamin Barber）所言，民主就像一本好书，但需要时间。
在本书截稿前，我参加“凤凰十大名博澳洲行”活动，访问澳大利亚。对话前总理陆克文时，他就一个人走进酒店，好久后秘书才进来，没有保镖，也没有警车。在堪培拉，我们乘车去参观国会大厦，接受安检后进去，连护照也没有人看，这个澳大利亚的“人大代表”开会的地方，就这么自由地出入，“人大代表”开会时，你想听，就可以听听，因为这是人民选出来的代表，人民当然有权利来听他们到底是怎么开会的。
爬上国会大厦的楼顶，俯瞰堪培拉，俨然有一种把澳大利亚政府“踩在脚下”的感觉。人民自己选出来的代表，负责监督政府，负责立法，当然要比政府高才行。当时的感受是：这，恐怕才是澳大利亚人幸福的根源所在，也是西方国家民众安居乐业的根本所在。
本文摘自《差距》
假如按照人口总量计算，中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假如按照经济总量计算，中国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可是，假如按照人均生产效率计算，那么，中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弱小国家；假如按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计算，中国在世界排名跌落到100 位以后。“落后就要挨打"，这道理现在很多人都明白，但为什么会落后，真正懂的人不多。如何能改变落后的现状，药方也很多：科教兴国、经济建设、军事强国等等。但这些没有触及根本的原因。中国为什么是今日之中国？欧洲为什么是今日之欧洲？日本为什么是今日之日本？美国为什么是今日之美国？在中国的强国之路上，我们的差距在哪里？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我们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