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人们完全不了解那种机制，我们已经看到，营利的概念被认为是亵渎神明。如果更进一步，主张人人竞相求利有助于整个社群密切整合，那一定会被当作疯子。
这种无知情有可原。市场会分配产品，但是“土地”“劳工”与“资本”这三个基本生产要素在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以及宗教改革时代——也就是16世纪或17世纪之前的整个世界根本不存在，所以人们无从想象市场体系。当然，土壤、人力与工具一直与社会并存，但是人们并没有关于土地或劳工的抽象观念，就跟没有关于能量或物质的抽象观念一样。土地、劳工与资本这三个生产“要素”成为客观而且没有人性的经济个体的概念，并不比微积分的出现早多少。
以土地而言，直到14、15世纪，都还没有将土地视为可以自由买卖、收租的财产。当然，庄园或采邑之类的土地确实存在，但它们显然不是可以看情况出售的房地产。这些土地形成社会生活的核心，是声望与地位的基础，并且奠定了社会的军事、司法与行政组织。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土地可以买卖，但这并不是常态。一个有地位的中世纪贵族不会想要出售他的土地，就好像康涅狄格的州长不会想要把几个郡卖给罗德岛的州长一样。
劳动力也同样不可买卖。今天的劳动市场意味着一个个人可以将其劳务出售给提供最高工资者的广大求职网络，前资本主义社会没有这种网络。各种各样的农奴、学徒与工人在工作，但很少能够进入一个可以买卖劳动力的市场。在乡下，农人的生活系于其领主的地产上：他在领主的炉子上烤面包，在领主的磨坊里磨面粉，在领主的田地里耕作，并且在战时为其领主服兵役。做这些服务几乎都领不到酬劳，因为这是身为农奴所应尽的义务，而非可以自由缔约的个体所提供的“劳动”。在城镇里，学徒替他的主人工作，关于要做多久的学徒、他同事的人数、他的待遇、他的工作时间，以及具体的工作方法，都由同业公会统一规定。除非由于情况实在难以忍受而引起了零星的罢工事件，否则雇工几乎没有与主人讨价还价的余地。
再以资本来说，私有财产当然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可是人们却没有将资金投入新颖且具有进取精神用途的冲劲，人们的座右铭不是“冒险”与“改变”，而是“安全第一”。人们选择的生产方式不是耗时最短且最有效率的，而是历时最长、最耗费劳动力者。不可以做广告，若一个主要的公会成员生产出的东西比他的同业更好，就会被认为是一种背叛。当纺织业的大量生产在16世纪的英格兰首次露出其“可憎”的面目时，同业公会向国王提出抗议。据说，这家“奇迹作坊”拥有200台纺织机，以及一群包括屠夫与面包师在内，可以供应工人所需的服务人员。由于这种工作效率与财富集中会树立不好的先例，于是国王陛下判定它不合法。
由于未能想象出关于生产的抽象要素，中世纪自然无法想象出市场体系。尽管有着多姿多彩的地区商业中心与商旅，但中世纪仍然没有市场。社会运作有赖于地区的指令与传统，生产依据领主的命令而增减。若没有命令，就萧规曹随。假如亚当·斯密生在公元1400年以前，就不会觉得有必要建构一个政治经济学理论了。关于中世纪社会为什么能凝聚在一起，并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其秩序与设计也是一望即知。关于低阶领主和高阶领主以及高阶领主和国王之间的关系，还有教会的教导与商人阶级根深蒂固的营利倾向之间的冲突等，在伦理学与政治学方面的问题确有许多需要解释和辩护之处，但在经济学方面则没有。在一个仅凭庄园、教会和城市的律法，以及一辈子都不会改变的习俗就能明白地解释的世界里，谁会去寻找抽象的供需法则，或是成本或价值的概念呢？在那个早先的时代，亚当·斯密或许会成为伟大的道德哲学家，但绝不会成为伟大的经济学家，因为那时根本没有值得他去研究的经济事务。
在忙乱、急促而又一切自由的18世纪迸发出来之前，任何经济学家皆无事可做。对于一场历时数百年，而非在一次暴烈的发作之后才出现的变迁而言，“迸发”一词或许过于戏剧化。这场变迁为时虽长，却绝非和平演变，而是痛苦的社会动乱，是一场革命。
就以土地的商业化来说，将社会的上下阶层关系转换为许多空地和具有商业价值的地点，就须将已根深蒂固的封建生活方式连根拔起。不论在原先父权制度的借口下，对农奴与学徒的剥削有多严重，要将这些“工人”从他们的寄身之处解放出来，就要创造出一个受到惊吓而又不知所措的无产阶级。要让同业公会的领袖变成资本家，意味着把受人豢养的胆小的家畜扔到丛林里去自求生路。
这个过程几乎不可能平静无波，没有人想要让生活商业化，唯有再对经济革命进行最后一次观察，才能体会到它曾遭遇多么激烈的抗拒。
我们回到1666年的法兰西。
市场机制逐渐被扩张之后，必然?致变革——当时的资本家就面临着这项令人不安的挑战。
纺织同业公会的领袖是否可以改革其产品？这就是问题所在。官方的裁决是：“若一名纺织工人有意依据其发明来织布，就必须得到城镇法官们的许可。至于他想采用的丝线数量与长度是否得当的问题，要由同业公会中4名最资深的业者与4名最资深的纺工来考虑，否则，该纺工不可以依其发明来设定织布机。”我们可以想象，到底有多少改革的提案。
就在纺织问题获得处理后不久，纽扣制造业公会发出怒吼。裁缝师开始用布料来制作纽扣，这是前所未闻的事。这种创举会对一个既有的产业构成威胁，于是政府愤怒地对用布料制作纽扣的人课以罚金。但是纽扣公会的会长们还是不满意，他们要求当局授权，以利于搜索民宅与衣橱，甚至当街逮捕穿戴这种破坏性产品的人。
对于变革与创新的恐惧，不仅仅反映在一小群惶恐商人的滑稽的抵抗上，资本正在认真地对抗变革，各种反动的方式都可以被采用。数年前的英格兰，不仅驳回了一项关于长袜架的革命性专利申请，枢密院甚至下令禁止这种危险的新玩意儿。在法兰西，进口印花布已对纺织业造成损害，为此所采取的应对措施，竟造成16,000人丧生！仅仅在瓦朗斯一地，某次就曾为了非法印花布的案件判处77人绞刑，58人被轮子碾死，631人被发配到船上做工，只有1个幸运者被释放。
资本并非是唯一狂热地去避免市场生活方式的危险的生产要素，劳工的处境更为绝望。
让我们回到英格兰。
16世纪末，是英格兰向外扩张与探险的伟大时代，伊丽莎白女王刚完成巡视全国的凯旋之旅。然而，她却带着异样的悲叹回到宫中：“到处都是贫民！”这确实很奇怪。仅仅在100年前，英格兰的乡间大都是自耕农，他们是英格兰的骄傲，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群独立、自由而又富足的人民，如今却“到处都是贫民”！究竟在这段期间发生了什么事呢？
在这段期间，土地所有权正开始大规模移转。羊毛已成为一种新颖而有利可图的商品，而生产者需要牧草地来牧养绵羊，原本的公有土地在这个过程中被转为私人牧场。本来零星错落、没有设篱笆的小地块，仅仅用这里或那里的一棵树或一块石头来分界。人们可以在这些零散土地与公共土地上牧养自己的牲口，或捡拾泥炭。突然间，庄园领主宣布，这些土地都是他的财产，于是当地居民便不能再使用了——自耕农被绵羊取代。一位名叫约翰·墨尔斯的人在1549年记述道：“从前养活十几个人的土地现在被一个人和他的羊群占据……没错，羊群就是把农民赶出乡间的罪魁祸首。从前生产各种粮食的地方，现在只剩下绵羊。”
很难想象这种圈地过程的范围与影响。早在16世纪中期就有反圈地暴乱发生，其中一次造成了3500人丧生。在18世纪中期还有大规模动荡，这个历史性的恐怖进程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期。在美国独立之后将近50年的1820年，萨瑟兰公爵夫人还将794,000英亩土地上的15,000名自耕农赶走，改为放牧131,000只绵羊。为了补偿这些人，平均每户自耕农获准承租两英亩产量不高的土地。
值得注意的不只是大规模夺取土地的现象，真正的悲剧还发生在农民身上。使用公地的权利被剥夺后，他们就无法再维持“农夫”身份。即使愿意改行做工，那时却连工厂也没有，于是只能变成最悲惨的农业无产阶级。若无农活可干，就成为穷光蛋，有时变成盗匪，通常都是乞丐。英国国会对全国贫民大增的现象感到震惊，于是想把问题就地处理。为了让穷人们留在家乡，国会提供了些许救助金，同时对于离乡背井的流浪者施以鞭刑、烙刑以及断肢之刑，与亚当·斯密同时代的一位教士认真地将教区里的贫民收容所称为“恐怖之家”。最糟的是，英国以救济金让贫民留在家乡过活的措施，反而妨碍了此问题唯一的可能解决途径。英国统治阶级并非完全冷酷无情，但是他们不了解，市场可以让想找工作的流动劳动人口移往有工作的地方。就像将资本商业化时所遭遇的情形一样，将劳动力商业化的每一个步骤都遭到误解、惧怕与反抗。
因此，包含土地、劳工与资本这三大要素的市场体系是在极大的痛苦中诞生的。这种痛苦从13世纪就已开始，直到19世纪，市场体系才能自行发展。从来没有一个像这样不被了解、不受欢迎，而又缺乏计划的革命，然而，创造出市场的这股伟大力量势不可当。不知不觉中，这股力量粗鲁地撕裂了传统习俗，尽管遭到纽扣制造业者声嘶力竭的反抗，但布质纽扣还是赢得了胜利。尽管枢密院曾经禁止使用长袜架，但是它却变得更有价值，以至于70年后，枢密院下令禁止长袜架出口。尽管面临被车轮碾死的刑罚，印花布业还在急速成长。在打倒了最后的抵抗后，经济性的土地就从代代相传的地产中被创造出来。雇员和老板们的哀恸抗议也无法阻止经济性的劳工在失业的学徒与无产的农工之中奠定基础。
社会这辆大型马车向来都是在传统的坡道上平稳前进，如今却发现自己被一具内燃机推动。交易、交易、交易，赚钱、赚钱、赚钱，成为新颖而又让人惊讶的强大动力。
本文摘自《经济学统治世界》
他们不是军队指挥官或帝国统治者，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也几乎没参与过缔造历史的决策。然而他们的所作所为，比许多声名显赫的政治家对历史更富决定性，比指挥前线?队的将领们更具震撼力，比总统和立法者的赦令更能影响社会的吉凶祸福。
他们之中有哲学家和疯子、有教士和股票经纪人、有革命军和贵族、有唯美主义者、怀疑论者和流浪汉。
他们所信仰的哲学系统，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世俗的一种——赚钱的欲望。
他们是谁？就我们所知，他们是“伟大的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