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群雄纷争，最终统一天下的，不是强大的楚国，也不是殷实的齐国，而是起初很不起眼的秦国。历史学者众说纷纭，但是却忽略了最重要的因素--人口。
战国初期的秦国地处偏僻的雍州，人口稀少，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都比较落后，大家都用夷狄的态度对待秦国。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登基，愤然喊出：“国家内忧，未遑外事……诸侯卑秦，丑莫大焉”，下令求贤，商鞅应召入秦。经过商鞅变法，使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
商鞅认识到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也”。当时制约人口发展的是粮食，只有发展农业才能获得足够的粮食。因此，商鞅变法的核心就是“农战”：对内让民众专注于农耕，对外让民众专心于作战。商鞅的变法非常有利于人口发展：
1、废井田，开阡陌，奖励耕织。原来井田制下的奴隶转变为封建制度下的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舍地而税人”，将军赋从过去的“因地而税”改为按人口征收（等于是鼓励开荒）。获取秦爵的途径只有两种：作战时，可以凭借立下的战功获取爵位；休战时，爵位则可以根据农耕的业绩获得。于是老百姓便“喜农而乐战”。
2、增加农业人口比例。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需要绝大多数劳动力从事农业才能获得足够的粮食，商鞅主张应尽量减少非农人口比例，手段之一是提高粮价，“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现在生育率低，从事人口再生产的人口比例低是重要原因。
3、降低农业税赋。对农业是“征不烦，民不劳，则农多日。农多日，征不烦，业不败，则草必垦矣”，而“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使得“农逸而商劳”，“农逸则良田不荒”，农业就能得到发展。
4、防止超前消费。商鞅提出“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抬高耗粮的酒肉等奢侈品的价钱，那么粮食就可以最大程度用来养活人口。现在，主流家庭养育三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可持续发展；如果以2012年的消费能力追求2050年的消费，必然降低养育孩子的能力。
5、营造有利于生育的社会环境。推行小家庭政策，鼓励生育：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还规定凡一户有两个儿子，成年后必须结婚分家。缩小贫富差别，“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富者贫，国强”。树立清纯的民风，反对淫乱。禁止私斗，加强社会治安。
6、理顺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商鞅认为：“国好生金于境内，则金粟两死，仓府两虚，国弱；国好生粟于境内，则金粟两生，仓府两实，国强。”这种观点非常符合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物质资本的报酬是递减的，如果积聚黄金，那么会贬值的；人力资本的报酬是递增的（人口分母可以转变为GDP分子），如果积聚粮食，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转变为人力资本，人财两旺。现在中国的很多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还达不到商鞅的学术境界，认为减少人口分子可以提高人均GDP分母，牺牲可增值的人力资本换取不可增值的物资资本。
7、充分利用土地和人口资源。商鞅认为：“夫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者同；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者同。”商鞅的这一观点与管子、墨子的观点一致。管子认为，“地大而不为，命曰土满；人众而不治，命曰人满；兵威而不正，命日武满。三满而不止，国非其国也”。墨子认为，缺少人口耕种的土地，只是一种得不到收获的“虚地”；所以，贤明的统治者应当使国家富、人口多，“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现在中国很多学者却反其道而行之，不积极利用人口资源，而认为是“人满为患”，希望减少人口。中国现在一方面是“人满”，一方面是“地满”（土地无人耕种，工厂缺人干活）。
8、掌握准确的人口统计数据。户籍法规定“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举民众口数，生者著，死者削”。商鞅认为不知道准确的人口数据，土地即使肥沃，人民虽然众多，国家也难免越来越弱，直到被别国分割。而中国现在的人口危机很大程度是因为人口统计出了问题，经历了两次人口普查，竟然连生育率都拿不准，人口总数竟然靠推测。
9、积极解决“人地矛盾”。商鞅认为如果“地狭而民众者，民胜其地”，那么“民胜地务开”。就是说，人多地少就应当开荒、辟土，比如秦国修建都江堰和郑国渠，使得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成为秦国的粮仓。而中国现在一些学者却主张采取用“减少人口”的消极的方法来应对人口与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而不是通过科技进步来提高土地对人口的承载能力。
10、积极的移民政策。商鞅认为如果“地广而民少者，地胜其民”，那么“地胜其民者事徕”。换言之，地多人少就应当吸引移民。商鞅总结认为，秦国以前虽然也打过胜仗，但是对方并不屈服，就是因为秦国仅能获其地，而不能夺其民。商鞅建议秦孝公发布优惠政策，凡是各诸?国来归附的人，免除他们三代的徭役，不用参加作战；秦国四界之内，岭坡、土山、洼湿的土地，十年不收赋税。秦国让原居民征战，让新移民务农，农战两不误。商鞅建议用军队春天围敌国农田，夏天去吃其贮粮，秋天收其秋粮，冬天挖其仓粮，敌国的人口就无法繁衍起来；秦国同时用宽厚的文德吸引他们的人口、安抚他们的后代，秦国人口却不断增加。除了吸引外来移民外，还必须防止本国人口外移。商鞅认为，民众努力从事农业生产，资本就会增多；作战积极，邻国就会危险。民众资本多就不容易带着出逃，邻国危险就不会去投靠。美国是很好地继承了商鞅的人口思想，既鼓励生育，又吸引移民。而中国目前一方面不让生育，一方面却又缺乏凝聚力，大量富人携带巨资外移。
秦国在其后的征伐中，“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不光是获得土地，更获得人口（包括张仪、范雎、李斯等人才）。李斯继承了商鞅的人口思想，提出“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者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士壤，故能成其大；……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士夫物不产於秦，可宝者多；士不产於秦，而愿忠者众。”李斯认为，即使像秦国这样资源丰富的国家，也有很多东西不能自足，需要通过贸易等途径从其他国家获得。而现在中国很多人口学家却以资源不足为理由而要求减少人口。
公元前230年，秦始皇发动统一战争的时候，秦国土地和人口已经超过其他国家总和。商鞅的战时经济学在135年之内将弱秦变为强国并最终统一中国；但其过分崇尚行政权力、军事征服，“严而少恩”，“仁义不施”，刚性有余，弹性不足，又播下了得天下后 “二世而亡”的种子。
由于秦国钳制思想，虽然人口众多，但智力来源却非常有限，治理国家主要依赖于客卿，即便秦二世没有灭亡，但是统一之后没有了客卿来源，也很难继续治理好国家的。春秋战国是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但是秦国统一中国之后，法家独强，焚书坑儒，“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妨碍了文明的发展。汉朝再度实现统一后，继承了秦政中有益部分，又以道、法并用，王道、霸道兼行，才赢得一段稳定发展期。但是公元前13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至今没有恢复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繁荣。如果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如司马迁所描述的那样“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用阴阳家、道家奠基，法家立柱，儒家盖顶，墨家砌墙，名家装修，那么其后两千多年的中国文明必将更加辉煌。
唐代杜牧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后人复哀后人”，正好反映了中国历史在变中保持不变的宿命。
本文摘自《大国空巢》
大陆版的《大国空巢: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持论更温和，内容更精简，数据更扎实，观点更明确，如作者在《大国空巢: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自序中所言：“从文字来看，香港版去除了一些‘酒糟’，只浓缩为《大国空巢: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20％的内容，新增了80％内容……香港版里主要用的是自制的‘鸟铳’……这一版添置了一些‘枪炮’（复习了大学和研究生时学过的人口统计学，并向一些人口学者请教，使得方法更符合规范）。”可以说，这是作者的一本心血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