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关于民主，有些话不可信
农村选举出现的一些乱象，成了某些人反对基层民主的原因。
其实，拆解开来看，出现一些纷乱是正常的，民主之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贿选，是所有国家的选举都不可避免的现象，因为每个人都希望通过有利于自己的人当权。选举，最大的优势是你可以赢一次，但不可能赢一辈子。如果上台后不为自己所辖的百姓谋利益，很简单，下一届他就不能当选了，小恩小惠能笼络人一时，不能笼络人一辈子。再退一步，笼络别人而上台，也比靠强力上台要好得多。
至于地方选举出现的暴力，需要公检法机构的强力介入。违反《选举法》，有暴力行为的，依法处理即可。其实，很多村民选举出事的地方，都是当地黑恶势力和地方公检法机构勾结的结果，而不是选举本身不正确。
因此，村民选举的乱象，绝不能归咎于农民素质低、不适合民主，这句话不可信。早在延安时期，农民就知道用黄豆粒来当选票。各地村民选举所爆出的颇具创意的贿选方式，也说明农民的智慧高，而不是素质低。
退一步讲，如果农民的素质低，民主试验就应该从素质高的城市市民做起。其实，各大城市社区委员会的选举，是城市基层选举的雏形，白领阶层为了维护自身基本权益而进行的合理、合法的选举，完全应该获得政府的支持，从而为城市的基层打下良好的自治基础。可惜，很多社区的社区委员会得不到地方政府的承认。在一个个高素质白领、管理人员组成的社区，物业、居委会和业主自己选的业主委员会争夺权益，甚至大打出手。其实，在正常的社会，三者有其一即可，最佳模式便是业主自己选的业主委员会。
还有一句不可信的话，那就是中国的国民性不适合民主。很多人信这句话，很多人将信将疑，很多人反对但苦无证据。
感谢台湾地区，鲜活地证明了“中国人的国民性不适合民主”是多么荒谬的一句话。
2012年，我到台湾地区访问，看到这个地方，倡导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而不是讲究与天斗其乐无穷；这个地方的孩子们都要背诵整部《论语》，而不是到成年后再通过电视聆听未必正确的讲解；这个地方最基层的细胞、最古老的美德从来没有被刻意打碎，更没有挑动至亲之间的残酷斗争和无情出卖。
蒋介石败走台湾后，吸取教训，采取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却也没有像大陆一样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这个过程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保留了私有产权；第二，台湾县级及其以下的基层选举未中断过。我在蒋经国纪念馆，看到了蒋经国于1980年参加地方选举投票的照片，那时，距离台湾开放报禁、党禁尚有6年时间。我们总是盯着热热闹闹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可没有注意到台湾的基层民主其实一直没有中断过。
一切政治都是地方的，托克维尔的这句掷地有声的话，用在台湾再合适不过了。传统的根基，基层民主的土壤，让真正的选举来临之时民众大抵知道该怎么办，尽管这个过程有喧嚣、有枪声、有怒吼、有牺牲，但毕竟走过来了。
无论“总统府”里的高官，还是大街上“引车卖浆者流”，均在品评国事而无须担心，他们已经拥有了免于恐惧的自由。
和一位熟悉国际事务和台湾事务的长者喝酒时，我们都以为，正是台湾地区让我们看到了希望，让我们不再一味地对未来悲观。
还有一句话，是说民主后可能天下大乱，中国折腾不起。笃信这句话的大有人在。
从历史的视角看，的确是中央权威越强，社会越稳定，然而，历史也已证明，威权是随着执政者的代际更替逐渐递减的。历史上几乎每个王朝，都难逃这一规律。于是乎，“威权递减，贪污横行，民怨翻腾，揭竿而起，进而改朝换代”成了不二的定律。
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1945年7月初，在延安的窑洞中，民主人士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了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支配的问题。 毛泽东胸有成竹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作为战略家，这一判断是正确的。在威权递减的社会，只有通过选举与监督，才可以形成良性的政府，才可以遏制既得利益集团的扩张。不是民主会让中国乱，而是违反规律压制民众的应有权利会让中国乱。
本文摘自《差距》
假如按照人口总量计算，中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假如按照经济总量计算，中国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可是，假如按照人均生产效率计算，那么，中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弱小国家；假如按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计算，中国在世界排名跌落到100 位以后。“落后就要挨打"，这道理现在很多人都明白，但为什么会落后，真正懂的人不多。如何能改变落后的现状，药方也很多：科教兴国、经济建设、军事强国等等。但这些没有触及根本的原因。中国为什么是今日之中国？欧洲为什么是今日之欧洲？日本为什么是今日之日本？美国为什么是今日之美国？在中国的强国之路上，我们的差距在哪里？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我们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