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在读高中的时候，第一次读到穆勒的一句话：防止加害于他人是限制个人自由的唯一合法理由。我在当时就极其赞同这句话，今天依旧如此。尽管穆勒并非自由主义者，但自由主义者们却乐此不疲地引用这句经过时间检验的“伤害原则”。不过，按照我的观点，对自由的限制必须是真正的、有足够理由的限制。这种限制的范围远比自由主义者及其他反政府激进派所倡导的范围更为广泛。
实施经济复苏政策的主要反对力量是自由主义者及其他右翼政治势力，因此，我必须审慎对待他们的观点和理由。但是和大多数左翼评论家不同的是，我接受自由主义者对当今世界的首要基本假设：市场本身是竞争性的，而人是理性的，因此，政府在限制任何个体公民的行为自由权之前，必须拥有大量证据。我们有理由接受上述每一个假设，就算我们毫无批判地全盘接受，在自由主义者内部，依旧会发出不同的声音。
这个理论体系的致命缺陷源于其自身的一个无可争议的假设：在现实生活中的很多方面，报酬都不均等，呈曲线分布。比如说，职业网球选手的收入并不取决于他的绝对水平，而是依赖于他在职业巡回赛中相对于他人的成绩。报酬对排名的这种依赖性，彻底推翻了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间可以和谐并存的任何假设，而这个假设恰恰是自由主义者宣扬其完全竞争市场体制的根基。
反对派并非是唯一没有认识到市场交换基本规律的群体。很多进步势力也对美国经济和政治制度进行批判，但他们解释这些缺陷的理由，以及他们所提出的最优化解决方案，往往是错误的。
例如，很多左翼批评家把市场失灵归咎于竞争不充分，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竞争的固有属性。今天的市场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竞争性，但事实上不仅没有缩小市场失灵的范围，反而导致市场失灵愈演愈烈。
本文摘自《达尔文经济学》
《达尔文经济学》描述经济社会中的竞争远比斯密更为透彻与准确，同时其结果影响深远。如果你认为你一直生活在斯密的世界里，而不是生活在达尔文的世界里，这是很危险的，因为这将让你无法意识到：竞争有时只会让事情像“军备竞赛”一样越来越糟糕，而根本无法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