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都认为，对高收入者征收税超过一定额度，注定会抑制经济增长。比如说，如果采取100% 的税率，将此税收再分配，从而使每个人的税后收入完全一致，那么人们将没有动机从事任何有偿劳动。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存在任何可以进行分配的收入了。
涓滴理论根本就不能说明，如果提高高收入者的税率将发生什么，譬如说提高到接近于100%。为了让涓滴理论真正有趣，我们首先需要澄清的是：按大多数工业发达国家的现行税率，进一步提高高收入者的税率将放缓经济增速。
这样的说法真的对吗？表面上似乎正确，因为它源于一个经过实践检验的观念：人的行为依赖于动机。由于提高高收入者的税率会削弱努力和风险的回报，我们就似乎可以理所当然地推断出，高税收会诱使人们减少努力工作，承担更小的风险，而这都将削弱经济增长。
每一本经济学教科书都会清晰无误地告诉我们，税后工资的下降对因而提供了一种逆转动力，促使人们更加努力工作或者承担更大风险。我们可以假设，一个喜欢花钱的人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每天消费2 000美元。如果他目前的税收工资为每小时250 美元，那么，他就必须每天工作8 小时。但是，如果由于提高税率而使他的收入减少到每小时200美元，他每天就必须多工作两个小时，或是卖掉自己的“法拉利”汽车。其他人或许会对增税产生不同的反应。由于较高的边际税率减少了休闲时间的机会成本，这就导致某些人会减少工作时间。增税到底引发哪些反作用，所有经济理论都没有提供解释。
如果经济理论不能为涓滴理论提供论据，数字又能说明什么呢？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任何依据。评论家们提出一个检验方法：如果说降低实际工资诱使人们缩短工作时间，反之，提高实际工资则促使人们增加工作时间。自1900 年以来，去除通货膨胀影响后的美国平均小时工资增长了5 倍多。根据涓滴理论，今天的美国人应该大幅增加工作时间，但目前美国人的工作时间只有1900 年时的一半。
我们根据涓滴理论预测，工作时间较短的国家真实的税收工资也较低。在这里，数字则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例如，尽管日本公司CEO 的收入还不到美国公司CEO 的1/5，而且还要面对更高的边际税率，但他们的实际工作时间却远远长于美国同行。
涓滴理论强调的激励措施促使许多人预测，贫富差距程度应与经济增长率成正相关关系。由此进一步推断出，贫富差距扩大应让后富的人感觉到更加难以追赶先富的人。根据第4 章的讨论，不平等性确实会影响到消费模式。但是在检验个别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时，研究人员发现，在经济增长率和贫富差距程度之间呈负相关关系。比如说，在“二战”结束后的30 年间，按历史标准看，贫富差距程度较低，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却高得惊人。相比之下，从1973 ～ 1983 年10 年期间，大多数国家的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而经济增长率也下降了50%。
跨国比较也反映出经济增长与之间的负相关性。根据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提供的65 个工业化国家的数据，哈佛大学的艾尔波托·艾莱斯经济增长也会形成次要的反作用力。税后工资的下降让人们感到更贫困，那（Alberto Alesina）和达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ck）发现，经济增长率与收入最高的前5% 和10% 国民的比例成反比。各项研究都反复表明，现实状况与涓滴理论预测的结果相悖。
本文摘自《达尔文经济学》
《达尔文经济学》描述经济社会中的竞争远比斯密更为透彻与准确，同时其结果影响深远。如果你认为你一直生活在斯密的世界里，而不是生活在达尔文的世界里，这是很危险的，因为这将让你无法意识到：竞争有时只会让事情像“军备竞赛”一样越来越糟糕，而根本无法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