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确实开辟了一片全新天地。厂商迫不及待地向市场推出最新款产品或是节约成本的创新，其目的无策略会如愿以偿。但对手很快开始模仿他们的新产品，竞争在新的起跑线上重新展开，竞争的结果就是价格迅速下降，并最终下降到更低成本均衡点。归根到底，斯密认为消费者是这场竞争中的最终受益者。
但斯密的诸多当代信徒却坚信，他想表达的观点远比这更大胆：市场永远都能让个体利益俯首帖耳地服务于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但斯密本人的说法却谨慎得多。比如说，他曾写道，“趋利性的企业所有者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这是他的本能。因此，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无论处于什么样的环境，他都会追求一个并非出于其本意的目标。值得强调的是，虽然如此，但也总是有害于社会。”
斯密从不认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所有环境下都能保证取得好结果。比如说，斯密在《国富论》中曾写道，“同行之间很少聚会，但即使只是娱乐或者消遣性的几次聚会，最终的话题不是拐到阴谋对抗公众，就是抬高价格的伎俩”，这足以彰显他对市场力量的怀疑。
和斯密一样，现代社会对市场机制愈加猛烈的批判，也倾向于把其过失归结为共谋行为（Conspiracy）对竞争的束缚。但是和现在相比，在斯密的那个时代显然更容易对竞争加以限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会越来越清楚地发现，对于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说，真正的挑战恰恰植根于竞争过程本身的基本规律。
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是少数几个最早认清问题根源的人之一。他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自然选择所偏爱的特性与行为主要取决于个体生物，而不是群体。他发现，在一种情况下，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出现重合，我们往往就会看到类似于“看不见的手”的结果。例如，基因变异让一只鹰的视力变得更敏锐，这种变异不仅会让这一只鹰受益，而且随着这种变异在整个种群中不可避免地扩散，这个种群都将因此而受益。
在另一种情况下，一种有益于个体的变异却有可能对更大的群体造成伤害。当物种内部不同个体间发生一对一的肉搏战时，如果变异给某一个体带来优势，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雄性动物的体重就是非是为了抢占市场份额，从竞争对手那里夺取利润。在短期内，他们的最好的例子。大多数脊椎动物均为“一夫多妻制”，雄性动物可以同时有多个配偶。然而，当一部分个体拥有多个配偶时，就意味着另一部分个体没有配偶。后者也就无法延续他们的基因，并成为“进化论”中的淘汰对象。因此，雄性动物经常会为了争夺配偶而大打出手。在这场争夺配偶的战斗中，体型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于是，进化史中的“军备竞赛”造就出体型越来越大的雄性个体。
本文摘自《达尔文经济学》
《达尔文经济学》描述经济社会中的竞争远比斯密更为透彻与准确，同时其结果影响深远。如果你认为你一直生活在斯密的世界里，而不是生活在达尔文的世界里，这是很危险的，因为这将让你无法意识到：竞争有时只会让事情像“军备竞赛”一样越来越糟糕，而根本无法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