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最具深远影响力的一部劳动法案从7月下旬开始生效。但遗憾的是，这部《美国残疾人法案》（American with Disabilities Act，ADA）与其说是帮助残疾人的法律措施，不如说是帮助律师就业的计划。
该法案中所定义的残疾人，不仅包括那些在听力、视力和行动上有残障的人群，而且还包括那些患有精神疾病、阅读障碍、艾滋病以及有吸毒史的人或酗酒成性者。正因为此，一些支持者声称该项立法将帮助4 000万美国人。但是，该法案覆盖了美国约40%的劳动力，这未免扭曲了“残疾”的本义。
对于200多万家员工数量不低于25人的企业来说，向求职者或推荐人询问其残疾情况的做法已不再合法。广义而言，残疾情况可通过过往病史、过去因病旷工时间和酗酒治疗史等情况来判断。雇主们必须做出“合理的”努力来安置残障人士。此外，若医学检查发现雇员残疾，雇主不能撤销工作邀约，除非这种做法实属工作需要。
新法案对残疾的定义如此模糊，以至于我们经常很难有把握地判断出一个没能得到工作的人是否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难道仅仅因为残疾人不能在有压力的条件下工作，或者他们反感任何针对他们工作的批评（这些批评也许意味着他们会重新酗酒或吸毒），残疾人就应受到不公平对待吗？新法案实施后，可能会出现很多围绕这些问题的法律诉讼，以及很多奇怪的立场。民权立法漏洞百出，但对其覆盖人群界定不清的问题并不算在内。基于种族、性别或信仰等这类通常易于识别的特征上的歧视是被禁止的。
突击立法
依据1991年修订的民权法案，残疾人有权提起诉讼，要求获得补偿性的和惩罚性的损失赔偿。因此，残疾人法案的附加条款有望成为诉讼的福音。美国司法系统堆积了大量诉讼案件，数量多得惊人，再出台这样一部覆盖范围极广的糟糕草案，实在是没有道理。
对于那些有轻微听力障碍、精神障碍或是有酗酒或毒品滥用前科的人，国会议员等人只要是真心想帮助残疾人且认为美国商界没有能力确定他们的就业资格问题，就可能会支持这种突击立法的做法。但是，这种看法在当前环境下是不太可能的，现在的公司在国际、国内的双重竞争压力下都物尽其用，人尽其才。那种认为陪审团和法官比来自市场的竞争压力更有资格确定一个人是否适合一个职位的想法是十分荒唐可笑的。
美国当然有足够实力来帮助那些先天或后天身患严重残疾的人；而有偿工作有助于培养人们的自尊，因而，要提供帮助，就应当帮助残疾人找到有用的、令他们满意的工作。国会针对残疾人采取各种行动的成本本该由纳税人承担，但国会通过的这部新法律却把这种成本强加给了企业，这是近来一种令人不安的倾向。显然，这使得国会可以把合规成本（costs of compliance）隐藏起来，而不会增加财政赤字。
自私卑鄙
美国商界面临着全球竞争，这使得它很难在不丢失市场份额、不削减就业的情况下，还能做好充分准备来承受更高的成本。绝大多数的成本会转嫁给工人、消费者，最终由残疾人自身来承担。自幼失明的沃尔特 Y. 奥伊（Walter Y. Oi）是罗切斯特大学的知名经济学家，他认为许多企业会寻找漏洞来避免雇用有残障应聘者，因为他们害怕昂贵的诉讼。谁要是质疑这项旨在帮助残疾人的立法，谁就可能会被贴上自私卑鄙的标签，或者，被认为太吝啬以至于不愿花费分文去帮助那些不幸的人。这就是新法案在国会上得到总统的全力支持并顺利通过的原因。虽然该法案获得通过，但它仍然是一部极有可能弊大于利的糟糕法案，正因如此，我们需要一个与众不同的解决方案。
就如残障的客观定义所概括的那样，我认为残疾人的人数应限定在三四百万人左右，这些人在视觉、听力或行动方面患有严重残疾。国会不应该把责任转嫁给企业和法院，而应该给雇用残疾工人的雇主一份可观的补贴，补贴金额与雇员残障的严重程度成正比。这个方案会把重担直接加在纳税人身上，也会把帮助集中在那些真正残障的人身上。
该计划的总成本将是可控的。举例来说，有300万残疾工人，每人年均工作1 200小时，平均每人每小时3美元的补贴（这个数额也许远远超过实际需要），加起来总共是每年110亿美元。对于政府支出来说，这笔支出简直微不足道，但它却远远低于当前这部模糊法案可能需要的总成本。
本文摘自《生活中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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