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师接过钱，放进收银机，然后拿了一个杯子给我调制咖啡。我尽力咬着舌头，以免喊出：“嘿，哥们儿，你就不能先洗洗手吗？”
钱到底有多脏？ 94% 的美元带有葡萄球菌，中等浓度的流感病毒可以在钞票上存活3 天。在非洲一些最危险的地方，人们甚至会把现金放在内衣里。
钱真的很脏
我乘飞机前往伦敦，出席一年一度的数字货币论坛（Digital MoneyForum）。在1 小时的航程中，空姐们推着装满免税商品的四轮小车来回穿梭。坐在我旁边的沙特人，用美国运通卡给妻子买了一条带心形吊坠的银项链。其他人要想在这里买东西，也得用信用卡支付。
有报告称，空乘人员会借售货之机揩油，业内称之为“漏损”，因此，该行业出台了机舱内不得使用现金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大约与猪流感席卷全球的时间一致。当时，亚洲居民都戴上了口罩，而在欧洲和美国，人们打喷嚏时会掩住口鼻，倘若有人在公共场合随意咳嗽而不加遮挡，其他人会对他怒目而视。
然而，在猪流感爆发之前，我已对飞机上的现金交易感到非常惊愕了。我指的并不是空姐需要在脑子里记住哪位乘客买了什么东西，让我纠结的是现金离我吃喝的东西如此之近。我看到空姐隔着几个座位接过乘客的钱，点点数，然后把它们放到围裙里，那里已经装了厚厚的一叠现金；然后她们又用同一只手拿杯子、放柠檬片、传递咖啡搅拌器，之后又开始收现金。这一次，钱是从一位乘客脏兮兮的手里递出来的，他穿着一件背心，双手放在自己的脑后，腋下暴露无遗。
钱很脏。
我们都知道，货币是人类发明的一项了不起的技术，但是，怎样的溢美之词也改变不了它身上布满微生物的事实。除了握手、呼吸以及在公共汽车或地铁里紧握扶手外，现金交易是我们彼此接触的一种最重要的方式，或者是接触传染性病菌的最重要方式。
弗兰克·赫伯写过一部科幻小说，名叫《白色瘟疫》（TheWhite Plague），书中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分子生物学家决定替被谋杀的家人报仇，他将带有病毒的纸币投放到了仇人所在的国家，但污染的扩散不小心失控，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全球性的瘟疫。虽然书中的美国总统宣布他们已经净化并更换了货币，可以解除对银行的隔离，但不幸的是，这个计划落空了。
纸币和硬币上都有各种各样的病菌。有调查显示，94% 的美国纸币带有葡萄球菌；2003 年的中国，有人大肆鼓吹纸币可能传播非典病毒。虽然这种说法没什么根据，但中国的银行仍然决定收到任何货币后，先隔离24 个小时，再让它们进入流通领域，24 小时是病毒可能存活的时间。瑞士研究人员发现，中等浓度的流感病毒可以在钞票上存活3 天，而当他们测试呼吸道粘液中存在的相同病毒时，却发现这种病毒存活的时间长达17 天。科学家们写道：“在这种非生物的环境中，流感病毒具有意想不到的稳定性，这表明，在预防大型流行病的爆发时，应当考虑到非同寻常环境下的污染。”纸币的流通会对未来的瘟疫流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吗？
当我将这一研究结果转发给疾病控制中心的朋友时，她很不以为然。她问道：“难道研究者把钱放到嘴里了吗？把钱塞进鼻子里了吗？”除非人们把纸币当手帕用，否则，任何纸币或硬币上的病菌都会很快死亡。如果有人非要钻牛角尖，对着钞票打喷嚏，不让钞票变干，将钞票放在阴暗潮湿的地方，或不让钞票跟其他物质，如皮夹或裤子口袋产生摩擦等，的确可能让足够的病毒颗粒存活下来，传染给下一个接触者，但这仅仅是理论上的可能。这样的消息确实令人欣慰，然而，刚从非洲回来的一位朋友好心地告诉我，在非洲一些最危险的地方，一些人会把现金放在他们的内衣里。即使那位在疾控中心的朋友言之凿凿地说现金是无害的，我想她这样的聪明人也无论如何不会考虑把钞票放进贴身的内衣里。
其实，钞票上不仅有细菌，甚至还有可卡因残留物。几年前的一项化学研究表明：在美国18 个城市抽样获得的钞票上，检测到了呈阳性的可卡因残留物。是现金的流动让大多数可卡因进入了瘾君子的鼻孔吗？肯定不是。当银行或赌场的点钞机被一张钞票污染后，可卡因的残留物将会污染随后通过这台机器的所有钞票。有趣的是，大多数带有可卡因残留的钞票都来自于华盛顿区，而在盐湖城这样的钞票最少。另一项最新研究发现，99% 的英国纸币都带有可卡因，对于英国的普通民众而言，这一数据表明，英国央行的点钞机一定是从哥伦比亚大毒枭那里买来的。
由美国马萨诸塞大学达特茅斯分校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纸币可卡因”调查发现，美、加纸币上的可卡因含量最高，污染范围最广，中、日的纸币则最干净。尽管纸币易受污染，但大多数纸币上可卡因含量微乎其微，人们不必担心手持纸币的健康隐患。
在避免使用现金的同时，我对现金的厌恶越来越加剧。我不用现金已近4 个月了，期间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明显的麻烦。这也证实了一点：避开现金其实也不是很难，除了在小餐馆和停车场之外。我家附近甜甜圈店的老板制定了一条规则，消费2.5 美元以上才能刷信用卡。现在，为了能刷卡，我只好用2.5 美元买一个8 毛钱的面包圈。
当我必须乘坐新泽西州捷运列车前往世界金融之都时，问题出现了。由于之前没有来得及在网上订好票，我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很不耐烦的售票员，他手里那台出票的机器明显不能刷卡。幸运的是，我的钱包里还有一些未曾动用的钞票。买完票后，我将售票员找回的硬币放在了前面的空座位上。
几站之后，一个光头男子笨拙地坐到了那个座位上，并迅速抓起那些硬币塞进自己的口袋，一不小心，一枚25 美分的硬币掉到地上，滚到我脚边。那个人正戴着耳机，没有听到那枚硬币掉到地上的声音。当火车抵达佩恩车站时，人们都起身往外走，我用胳膊肘捅了捅那个人，告诉他硬币掉了。那个人说了声谢谢，但明显地，他对我的做法有些不解，他肯定在想，那枚硬币就在我的脚边，我为什么不把他捡起来呢？
近来，现金也让我开始关注起另一种价值准则，这部分得益于劳伦斯·魏施勒（Lawrence Weschler）为艺术家博格斯撰写的传记。20 世纪80 年代末，博格斯因善于绘制精美的钞票而声名大噪，他绘制的纸币有美元、英镑、瑞士法郎等。在英国，他被英格兰银行指控，后来被判无罪，但在美国，他遭到了当局多年的监控。
在豪华餐厅用餐或在酒店住宿之后，博格斯有时会用他的“作品”付款。他的作品价格根据投入的时间来确定，而这一价值能否实现，关键要看服务员是否选择接受他的伪钞。博格斯并不关心自己是否制作伪钞，因为他有时候也用真钱付款。让博格斯着迷的是货币的价值，即人们如何决定它或者交换它。
我原本希望通过不用现金来反思现金的作用，让我始料不及的是，当我下定决心不再接触美国铸造的硬币或者纸币时，心理上的厌恶竟然逐渐转变成生理上的厌恶。在进行无现金实验的前一两个月里，朋友有
时试着递给我几块钱，我会像赶苍蝇似地拒绝它们，然后，我们会心一笑。几个月之后，这种排斥变成了真实的感觉，就好像我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够看到钱的生命轨迹的人。直到今天，当我看见有人从钱包或者口袋里往外掏钱，并把钱放到咖啡台上时，我都会不由自主地会想：这些钱接下来会怎么样？是否会被汗水浸透，并经历一个超长的生命周期？咖啡师接过钱，把钱放进收银机，然后拿了一个杯子给我调制咖啡，此时，我尽力咬着自己的舌头，以免喊出：“嘿，哥们儿，你就不能先洗洗手吗？”
本文摘自《无现金时代的经济学》
没有现金，能不能生活？没有现金，会不会生活得更好？这个疯狂的念头冒出来之后，戴维·沃尔曼再也坐不住了，他决定拿自己做实验，开始长达一年的无现金生活。他走遍全球，惊讶地发现，现金正在走向消亡，不用现金，完全可以生活，而且可以生活得更好。与此同时，他还发现了政府和银行极力掩盖的秘密。作为《连线》杂志的记者，他与银行家、技术专家、伪钞制造者展开对话，把现金的真相一幕幕呈现在读者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