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中毕业的时候，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从城市吹到农村，当时的社会，工作机会变多了，人们的消费理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当时正处在商品奇缺的阶段，几乎贩卖任何商品都能赚钱，如今很多的知名企业家，都是从那会儿的摆地摊、贩小货开始的。而我，一个刚刚从学校走出来的“毛头小伙”，在父亲的熏陶下，在自己“商业理想”的引领下，也成了“小贩大军”的一员，开始了我至今都历历在目的“商业旅程”。
初中毕业后，我就骑着自行车，和父亲的两个朋友，三个人一起出去做收购银器的生意。当时，父亲还不放心我一个人出去，一方面怕我涉世未深被人哄骗，另一方面也担心我的人身安全，所以和两个朋友商量了带我一起出去，这样好有个照应，也希望我多向长辈们学点东西。
但收银器的事情，虽说是两个长辈带我出去的，实际效果却是我做得更好一些。每次出去，似乎我的收获要比他们多一些，收到的银器质量也要比他们好一些。这可能是我家里原本就是做金银器生意的，我跟着父亲学习摸索，有了一点基础；第二我肯吃苦，他们跑10公里，我愿意跑20公里，他们拜访100户人家，我愿意拜访200户人家；还有我的胆子比较大，主见也比较大，自己心里确定了，就敢尽快做主把生意做成；另外就是我比较用心，和别人谈生意讲策略，人多的时候，我就先发一圈烟，然后再和卖家谈价格，这样生意容易谈成，人容易站在我这一边，帮我说好话，哪怕不说坏话也好，不然人多嘴杂，说什么的都有，一句不好的话我的生意可能就吹了。
收银器的一年时间里，我骑着自行车几乎走遍了周边的乡镇，也去过曲阜、临沂等地。刚好那个年纪是长身体的时候，经常骑自行车几个小时也算是锻炼了，这也为我虽然不算高大却比较健康的身体打下了基础。
我记得在山东曲阜收到过一个德国老怀表，这块表有个银链子，表的里外也有银，德国货的质量就是好，我估计那东西有年头了，还在正常走字，当时我一眼就看上了，摸在手上就知道是真的，就和卖家谈价钱，最后几块钱就买进了，卖出的时候赚了不少钱。
我还记得当时卖过手镯，是铜镀银的，很受农村妇人的欢迎。
关于买卖金银器，还有一件说得上危险的事情。
由于各地白银的价格不同，就产生了很大的盈利空间，记得当时在山东收银币是5元一个，而拿到福建福州去卖给当地的银贩子则是10元一个（福州的银贩子再卖出去则更贵），整整一倍的利润，这是巨大的盈利，虽然当时国家不让跨区域卖，但面对如此之大的利润诱惑，还是有人愿意冒险的。当时，有些贩卖银器的人一次性在山东收2000元，然后去福州卖，一个来回就能赚2000，我感觉这2000元（1980年前后）比现在的20万还值钱。
当时，我父亲和他的合伙人就做过把银器从山东贩卖到福州的买卖。他们把银器贴身缠好，再穿上衣服。从山东坐火车到福州下车，和那里的银贩子接头。如果成功了，就赚一大笔，如果被公安抓住了，则亏一大笔。福州的公安抓得比较严，在火车站看谁眼神不对，看谁闪躲，就查谁。据说当时福州火车站有个“杨‘鹰眼’”，一抓一个准，一般人逃不过他的眼睛。我父亲没有被抓过，可他的合伙人被抓过一次，亏了钱，所以后来他们就不敢去了。
我当时还在上学，没有参与，但听我父亲说起的时候，我就说，“既然福州下火车可能被抓，那就不要从福州下，先坐大巴到江苏徐州，转小巴到南京，再坐大巴到温州，再转车到福州周边的汽车站，然后下车骑自行车到福州，这样就不会被公安抓到了，即使公安查，拿出车票给他看，也看不出是从山东过来的。”不过我父亲因为亏了一次，就没有再参与了。
本文摘自《一个农民的亿万传奇》
“市场运动遵循天道规律，价格趋势源于供求动力”，这是傅海棠先生做期货的核心观点和具体操作的指导依据。这明显高于目前期货市场绝大部分的交易哲学、投资理论和操作方法。
傅海棠先生的人生故事，还有着很强的激励意义，不单是对六七亿农民，对所有进行投资和想要进行投资的人，甚至对所有奋斗中的人，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激励意义。
他的操盘方法、投资逻辑、经济思考也很有价值，体现了他的独到思想、实干精神和讲究实效的出发点，不愧于他“农民哲学家”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