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经济学的一个新兴分支，行为经济学在过去几十年里的发展可谓势不可挡。该领域的学者将经济学和心理学融为一体，而他们最关注的则是人类判断与决策过程中的系统性偏差。正像斯坦福大学已故心理学教授、行为经济学奠基人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Tversky）经常说的那样：“别人研究的是人工智能。我呢？我研究的是人性的愚蠢。”
20 世纪80 年代初，我开始正式讲授“行为经济学”课程。当时还很少有人听说过这门新兴学科，为了吸引更多学生报名听课，我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就是给这门课程杜撰出一个标新立异的名称。最终，我决定把这门课称作“抛弃理性选择”（Departuresfrom rational choice）。很自然，当时的行为经济学课程还找不到任何标准讲义。经过再三思考，我决定把全部课程内容归属于如下两个标题：“有悔偏离理性选择”（Departures from rational choice withregret） 和“ 无悔偏离理性选择”(Departures from rational choice
without regret)。
关于第一个标题“有悔偏离理性选择”，我列举了人们容易犯的多种系统性认知错误。例如，尽管标准的理性选择模型认为人们会忽略沉没成本，即在作出决策时已发生且无法补偿的成本，但这种成本却往往以明显的方式影响我们的决策。
假设你正打算离开家到50 英里（约80.47 公里）以外的地方去看一场体育比赛或者音乐会，就在此时，一场意外的大雪不期而至。如果你手里的门票不能退款，那么，你最终是否会开车出发，就不再取决于门票的价格了。
不过，和一个拿免费门票的球迷或是音乐迷相比，一个同样痴迷并且为这张门票掏了100 美元的人，显然更有可能顶着大雪，冒险前去助阵。后者或许就会遭遇认知失误。通常，一旦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决策是建立在这种偏差基础之上，他们就可能会感到后悔。
“无悔偏离理性选择”，则是指当事人对偏离标准理性选择模型的后果不会后悔。
“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中动议者提出单边倒策略。在这个博弈中，实验者交给其中的一个实验对象一笔钱，比如100美元，然后让他提出一个在自己与另一实验对象之间分配这笔钱的比例。如果后者接受前者的提议，双方就可以按这个比例分到钱。
比如说，第一个人提议“我拿60 美元，你拿40 美元”，后者接受，两人都会有所收获；但是，也有可能出现一种令人纠结的结果：后者拒绝前者的提议，这100 美元由实验者收回，双方都会空手而归。
按照标准的理性选择模型，前者将提出单边倒的分配方案，譬如自己拿到99 美元，对方只拿到1 美元，因为他知道，只要有所收获，就总比一无所获更符合对方的利益。但人们很少会作出按照标准的理性选择模型，前者将提出单边倒的分配方案，譬如自己拿到99 美元，对方只拿到1 美元，因为他知道，只要有所收获，就总比一无所获更符合对方的利益。但人们很少会作出这样的提议，即使有人提出，也会毫无例外地遭到拒绝。而且，拒绝这种一边倒式提议的对象很少对自己的决定表示后悔。
我的康奈尔大学前同事迪克·塞勒（Dick Thaler）与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在2008 年合著了《助推：事关健康、财富与快乐的最佳选择》（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and Happiness）一书，在这本轰动全球的畅销书中，他们罗列了这种认知失误导致人们误入歧途的诸多方式，以及政策制定者如何构建更有利于提高决策质量的环境。他们在书中提出的每个观点和建议都让我深受启发。
但自始至终，我都坚信无悔偏离理性选择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原因很简单，某个人一旦认识到自身存在认知失误，他就有主动改变行为的愿望，而且也有这方面的能力。相对而言，其他人没有办法，也没有动机改变这些并不令他们感觉后悔的行为，即使这种行为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
再回到我们的假设：按照理性选择模型设定的标准，任何事物带来的满足感，最终都取决于它的绝对质量。但一套职业装所带来的效用显然不是这样。假设几个条件基本相近的求职者竞聘一家投资银行的同一个岗位，而你就是其中之一。毫无疑问，在参加面试时仪表得体、穿着恰当，肯定会帮助你取得更好的成绩。仪表得体是相对而言的，就是说你的仪表比其他求职者更得体；假如你在面试中身穿价值2 000 美元的职业装，而其他应聘者的套装只有500美元，那么，面试官对你的第一印象有可能更好，你也更有优势。
当个体的优劣取决于他在同类中的相对排位时，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中对有效性的一切论断都将黯然失色。这个规律不仅适用于面试，任何时刻都概莫能外。尽管斯密的很多当代信徒依旧斗志昂扬，但现实让他们大失所望：不受管制的市场力量已无力引导自?的个体行为服务社会公共物品。相反，独具慧眼的自然学家查尔斯·达尔文却告诉我们，个体利益往往会招致“军备竞赛”的巨大浪费。
比如，达尔文认为，雌孔雀偏爱在开屏时更漂亮的雄孔雀，因为在雌孔雀看来，雄孔雀漂亮的尾羽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表明它拥有更强健的免疫系统，而且可以把这种能力遗传给后代（由于代谢方面的原因，身上携带大量寄生虫的雄孔雀很难支撑较长的彩色尾羽。——译者注）。但达尔文也发现，漂亮且炫耀的尾部羽毛会让雄孔雀更容易招来捕猎者，因此在物种生存角度上是多余的。假如所有雄孔雀的尾羽都减小为原来的一半，那么，每只雄孔雀都可以像原来那样吸引同一只雌孔雀，而且每只雄孔雀招致天敌袭击的概率也比原来小多了。但任何一只孔雀都不会因为拥有漂亮的尾羽而后悔，如果开屏不够漂亮，它们求偶成功的机会就会大为缩小。同样，如果所有求职者都选择2 000 美元的服装，他们获取预期职位的可能性自然不会高于全部选择200 美元套装时的概率。但任何人都不会因为选择了更贵的服装而后悔。
和“军备竞赛”一样，这些都属于所谓的“集体行为”，这些行为与认知失误没有任何关系。人们为求职而购买昂贵服装，与国家在军事装备上的过度开支，都出于同样的原因。由此，在独立行动的前提下，任何人或者任何国家都不会因为减少开支而获利。
相比之下，在个体因认知失误而遭受损失时，他们既不缺乏减少损失的动机，也不缺少降低这种损失的能力。比如说，他们可以寻求更多的附加信息，或是利用专业人员为他们提供建议。他们可以通过签订契约减少自己犯这种错误的可能性。
集体行为问题招致的损失不仅是个体难以弥补的，也远远超过认知失误造成的损失。通过对税收政策实施非干预性的变革，即可消除集体行为问题招致的很多重大损失。在此过程中，我将继续坚持自己的预言：百年之后，经济学家更有可能将查尔斯·达尔文为经济学的鼻祖，而不再是亚当·斯密。
本文摘自《达尔文经济学》
《达尔文经济学》描述经济社会中的竞争远比斯密更为透彻与准确，同时其结果影响深远。如果你认为你一直生活在斯密的世界里，而不是生活在达尔文的世界里，这是很危险的，因为这将让你无法意识到：竞争有时只会让事情像“军备竞赛”一样越来越糟糕，而根本无法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