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伟大的独裁者都是理想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他们有坚定的治国理念，并深信可以造福于他的人民，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不惜牺牲或伤害亲人，甚至他们自己。在技术上，他们往往以人民的名义行事，通过裹挟基层民众的方式，对地方政府和既有财富集团进行攻击，以达到利益重构和集权的终极目的。商鞅变法清晰地呈现出了这样的特征。
在花了三年时间把秦国变成一个大农场之后，商鞅推行了著名的军爵制度。
自夏商周以降，中国进入封建制时期，各诸侯分封天下，爵位世袭，形成了一个贵族世代统治的体制。进入春秋末期，平民阶层已隐然崛起，几乎成为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史载的诸多名将、儒士均为贫寒之士。当代史学家许倬云曾对春秋时期的名士进行过统计，在初期，非贵族出身的寒微之士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而到末期已占到百分之四十四，如苏秦、张仪等人都是“穷巷掘门、桑户卷枢之士”。到了战国，这一趋势更加明显。比商鞅早二十年左右，吴起在楚国进行改革，就提出“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王室子孙的爵禄继承只能延续三代，然后就要把封地收归国有，重新分配。吴起因此遭到贵族的嫉恨，终被射杀。二十年后，商鞅再提此议，并且做得更为彻底。
军爵制度的具体政策有两条：第一，“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收回贵族所有的爵秩，取消特权，重新分配，只有在战场上立下功劳，才能够重配爵秩，列籍贵族；第二，“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只要有军功，无论贫贱都可以获得贵族的爵秩。商鞅设计了二十个等级的爵位，都以杀敌多少来封赐。
这一军爵制度可谓开天辟地，它彻底抹杀了贵族与贱民的界限，人人可以通过战争获取功名富贵。在秦国，国民只应从事两种职业，一是农民，一是军人，前者“富国”，后者“强兵”，而国家的奖惩便紧紧围绕着种粮之多少和杀敌之多少。这是一种极端务实的、反智的、唯“生产力至上”的功利主义。在商鞅看来，人人种地，则粮多，粮多则生育多，生育多则兵多，兵多则可打仗而得到更多的土地和人口，这些人口去种更多的粮食、生育更多的人口，继续去打更多的仗，如此循环往复，就可实现统一天下的“国家目标”。凡是与这一国策冲突的、相违背的，都是必须禁止的，甚至不能“以功抵过”。[ 《商君书·赏刑》：“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
在世界各文明古国中，中国是最早打破贵族制度的国家，这其中，商鞅的作用可谓最大。以国史论之，军爵制度打开让孔武之人进入统治阶层的通道，到了隋唐时期，政府又发明出科举制度，为底层的知识分子打通了另外一个通道。由此，“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军爵制(武士)与科举制(文士)相互勾连，构成了延续千年的平民社会的稳定性。这两个制度的形成，再加上政权对商业的道德蔑视及制度打压，最终构筑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质。
本文摘自《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两千七百年前，春秋时期的管仲改制变法，使得齐国一跃成为霸主，傲视群雄；公元1069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行新法，一时国库充实，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为之缓解；公元1978年，邓小平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百年积弱的中国经济再度崛起，重回强国之列。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经历了十数次重大的经济变革，每一次变革，都顺应社会发展而发生，也都对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今，新的社会发展又提出了继续变革的要求。
本书是作者近年来研究中国经济变革史的集大成之作，对中国历史上十数次重大经济变革的种种措施和实践作了系统的概述和比照，指明因革演变，坦陈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式改革的历史脉络，又剖析了隐藏在历代经济变革中的内在逻辑与规律。辩驳得失，以史为鉴，实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