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如果没有明确界定了的做事情以及（或）阻止（排斥）他人做某些事情的各种权利，他这样的人很难说是存在着的。而有了这些明确界定了的界限，不管这些界限产生的渊源，一个人也就很明显地有别于他的同胞。一个人拥有而且知道自己有这一系列权利，同时类似地也知道他人拥有的权利之后，他便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他可与他人达成协定，谈判交易，或者用更一般的话来讲，他可以在由许许多多人组成的社会中作为一个自由人来行动。鲁宾孙R26;克鲁索可以在物理环境允许的范围内做或多或少自己想做的任何事。但在星期五到来之前，他没有和他人进行协定和交易的自由。一个生活于社会中的人，我们是根据他在某些地点，某些时间做某些事的“权利”来定义他的；他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拿自己的“权利”和他人的交易。如果张三是自由人而非奴隶，他也许会给自己中意的人打工；如此，他有可能和李四达成协议，用劳动交换谷物。李四，如果要能够继续讨价还价中他这方面的部分，他就必须对谷物持有“权利”，包括他向张三转让商品和实现转让的能力。
即便是这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出独立的个人所拥有的“权利”通常各不相同。事实上，如果每个人在所有可想见的方面都一模一样（包括具体的权利界定），双方协定则不可能出现，除非专业化生产的利润递增。在一个由等同的人组成的世界里，绝大多数交易的动机消失了。权利的交换发生是因为人与人的不同，不论这些差异是由于身体上的天赋，某种遗产的分配，抑或是品味或偏好的不同。
本文摘自《自由的界限》
自由有其限度。作者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指出一个好社会允许个人得到他们所想要的东西，对其的限制只能出自人们相互同意的原则。而社会如何达成对于基本规则的共识，以及如果共识达不成会产生的后果，正是作者在书中要讨论的内容。本书提供法律起源的经济学解释，采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界定个人的社会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