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回过头看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我们会看到中国人既缺乏实证精神，也缺乏形式逻辑。在中国大量的史料中，我们看到的记录是，皇帝今天晚上宠幸了哪个妃子，我们看到的是韩信密谋政变，最后没有成功。我们很少看到对世界的运行作出的有系统的测量、观察和记录。
中国的先秦时期也有很激烈的辩论，这种辩论也推动了逻辑的发展，其到达的高度中国人在后来再也没有超越过，但是它跟古希腊的形式逻辑相比是不在一个量级上的。
在朱熹或是更晚的时代，知识分子都醉心于解读古代的典籍。这种解读首先沉迷于对定义的辩论。比如对《论语》的解读，首先沉迷于这句话在字义上如何解读、如何定义，而没有严密的逻辑推演和合理预测。
举例来说，康有为如何解释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然之”呢？中国古代是没有标点的，这句话在很长时间里大家的解读是一样的，但是康有为提出了新的解读，认为原意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然之”，意思是“如果老百姓答应，那就这么办，如果老百姓不答应，就跟他们讲明白”。这个倒有点儿像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理想，但是包括梁启超在内，对这样的解读都非常地怀疑。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人古代的治学方法：命题的本身没有非常清晰的含义，命题的基础没有非常严密的定义，命题的展开过程没有密实的逻辑，命题本身也没有提出任何预测。有时候即使提出预测，人们也不用系统性的观察去验证这个预测。
例如，在中医的著作中，关于生男生女在理论上是这样解释的：夫妇双方如果在奇日行房，则生男；在偶日行房，则生女。这也是一个理论，这个理论作出了很重要的预测，但是你没有看到哪个中国人去系统性地搜集事实来验证这个理论。
中国人在漫长的文明史中既缺乏形式逻辑，也缺乏实证精神，所以中国自始至终科学很不昌明。
为什么我们要从这么遥远的孔子时代讲起呢？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当代。即使是洋务运动和五四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使西方的思想在中国开始广泛的传播，但是在骨子里，中国学者，至少在社会科学领域，仍然非常深刻地缺乏实证精神，非常深刻地缺乏形式逻辑。余绪所及，影响很广。
本文摘自《经济运行的逻辑》
在高善文眼中，经济运行的逻辑是什么？如何近距离观察中国经济？用什么方法预判经济前景？他分析中国资本市场的思路是什么？
高善文入行以后，经历了券商研究业务从乏人问津到门庭若市的海天变迁，目睹了市场从绝望到疯狂的几度轮回。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市场变化后面，他始终追求对中国经济的独特理解和统一的逻辑分析体系。
《经济运行的逻辑》一书中，作者对通货膨胀、经济周期、产业周期、资产重估等问题都进行了自成一体的论述，与读者分享他对中国经济过去与未来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