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外部观察家坚信，中国领导人可以继续以接近两位数的速度领导中国的发展，甚至当这些领导人明确表示他们将回调促成这种增长的开支和借贷时，观察家们仍持此观点。在跟中国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和国内投资者交谈时，中国领导人没有局外人的那种盲目乐观。多数外部人士通过购买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发售的股票而押注中国（比如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上市的大宗商品公司），因为上海股市大体上仍然不对外开放，但这让上海成为一个很好的晴雨表，反映了国内投资者对未来的信心。中国股市现在基本回到了2006年底的水平，而到2011年末中国股市上涨幅度基本为零。
邓小平时代的终结
中国比大多数国家更愿意面对经济表现中令人失望的一面，自从邓小平把实用主义变成中国的国家主导思想以来就是如此。但是邓小平所引发的使命感正在消退。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唤起了这种在数十年中推动改革的意愿，而中国或许是唯一一个让改革遵循可预见的周期的国家，这基本上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为经济制订的五年规划。在改革开放前混乱和灾难性的社会试验之后，自1977年以来，历届大会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改革目标，而政府都几乎无一例外地实现了。
我们还不清楚中国为何能保持这种动力。一种说法是执政党的合法性依赖于经济成果和实现增长。但是许多意识形态破产的政权未能推行改革，最近的例子是突尼斯和埃及。另一种解释是国家强烈希望实现民族复兴，但是有很多拥有辉煌历史的国家，比如希腊和阿根廷，从来没能激发出同样的渴望。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中国的领导者有节奏地推进着改革，尽管冒了很大的风险。改革确实为个人和地方带来了更大的权力和自由，而这在过去被证明对中国政权的威胁最大。
放松控制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决心，中国最初从邓小平身上发现了这一点。在1977年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复出。在随后两年内，邓小平让农村实现包产到户，让农村的收入和生产力取得了爆炸性增长。他还允许农民在城市的市场里出售自己的产品，在户籍管理制度上打开了一个裂缝，在此之前这个制度把农民限制在农村。没有户口仍然让多数农民工成为二等公民，因为在大多数城市中有了户口才能享受公共服务。但是规则已经足够宽松，让大规模的人口迁移重塑了中国。在一个拥有很长的农民起义历史的国家，高级领导人的确需要足够的胆量才能允许这种高度自由的流动。
1982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开始提拔年轻一代领导人。他们今后将在农村继续开展改革，同时把改革延伸至城市：放松对国有企业的集中控制，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打开大门，取消对食品和其他商品的价格管制。
1989年之后，中国的改革者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了低调。但是邓小平通过1992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南方视察进一步推动了经济改革的进程。在南方视察中，他强烈地认可了南方正在进行的市场试验。邓小平在早些时候允许沿海成立出口加工区，考虑到需要把出口商品通过港口运送到世界各地，以及每个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大部分人口都集结在沿海一带，这种做法具有充分的经济意义。
沿海地区是开始建设现代化经济的合理选择，这是一个普遍的模式。很多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出于政治原因尝试实现“空间平衡”，过早地寻求把财富向那些受到抑制的地区扩散，这包括永远不会成为开发基金投资目标的遥远的内陆地区。华人学者黄育川认为，空间平衡是“前苏联计划者的一个迷思”，是埃及、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尼日利亚、南非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主要目标。邓小平认为，日益凸显的地区性不均衡是必须承担的政治风险，至少短期如此。黄育川称，邓小平在这一理解上孤立无援。邓小平还清楚地知道，这些沿海地区的繁荣将会吸引农民工。
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正值亚洲金融危机和整个地区的货币崩溃。由于全球需求减少，各地工厂闲置，北京开始精简臃肿的国有工厂，数千万名工人下岗，很多小型国有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房地产行业实行了市场化，首次允许私人产权的存在。在此期间，最大的举动或许是在2001年努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要求北京逐渐地降低贸易壁垒。中国正式向自由的对外贸易敞开大门。
如果说在历时25年（1978~2002）的改革中有什么主线的话，那就是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伟大贡献。如同斯特拉福咨询公司（Stratford）的马修R26;格特肯和珍妮弗R26;里士满所指出的，尽管邓小平在1997年去世，但他不仅亲手挑选了他的继任者江泽民作为最高领导人，而且还是江泽民的继任者胡锦涛的指导者和领路人。邓小平实行了大胆的举措，包括对外开放、放松户籍制度、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但是，这些举措已被增加社会福利、减少快速发展带来的环境影响以及重新分配经济蛋糕所取代。例如，除了2008年是个例外，中国从2003年以来每年最少把最低工资提高18%。来自各省的初步证据表明，2011年这一指标将提高21%。这种举措——通过改革让生活变得更容易，而不是让经济更加具有竞争力——在国家变得更为富有之后相当常见。在胡锦涛的任期结束之后，邓小平及其改革派或将成为历史。
本文摘自《探寻下一个经济奇迹》
这是一本对新兴国家的成长动力进行精彩绝伦的分析，并大胆预测了决定国家未来成败的趋势与因素的权威著作。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这本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大量从事制造业和国际贸易的生意人的投资战略指导，另一方面本书是指导政府决策机构应该如何规避国家战略的风险，以及各级地方政府如何引导企业拉动当地经济的必读的决策参考。
21世纪的头10年，各个新兴国家几乎同时经历着普通繁荣时期，但在下一个10年，它们的发展将会千差万别。作者全景式地展现了新兴市场繁荣发展、衰退的局面，包括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东南亚以及欧洲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轨迹，并深入探讨了各国的政体、地方保护主义、家族继承制企业等相互作用力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之间的和谐与不平衡关系。
作者对全球经济发展趋势以及未来投资新热点和走向的揭露性观察，能够帮助我们在这次金融萧条中找到变革的思路。而且本书语言通俗易懂，从温州小商品市场的老板到政府高层，都没有任何阅读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