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势：中国做对了什么

　　毫无疑问，过去30年中国经济之所以创造出举世瞩目的奇迹，主要是因为中国做对了很多事情。那么，中国到底做对了哪些事情呢？

　　 首先，通过采取外向型经济政策、设立经济特区、人民币大幅贬值、加入世贸等一系列日益深化的改革措施，中国得以建立起与国际经济的紧密联系，并充分享受到全球化红利。

　　中国对外贸易开始以远高于全球水平的速度增长。以出口为例，从1998年至2011年的年均增速达到23%，几乎每3年就翻一番。以中、日为核心的东亚一体化贸易圈得以成型，并整合进欧美主导的全球经济商贸圈。

　　 伴随着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大量流入，沿海省份成功建设起面向国际经济的制造业产业链群，并通过产业升级换代、本地化、多元化、城市化、重工业化，将国际、国内生产率落差带来的收益转化为经济租金。这方面，中国庞大的海外华侨、香港与台湾的特殊作用，都对中国大有助益。在工业化大潮裹挟之下，最多时候每年2000万人的农村劳动力被整合进现代工业体系。中国强大的人力资本优势得以发挥，既是出口工业呼啸前行的动力，又是它的后果。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强化了人民币低估地位，而后者又反过来强化了中国的出口竞争力。这些因素令中国外向型经济扩张畅行无阻。

　　 笔者的定量分析也充分支持上述定性分析。这一分析显示，美国国际贸易逆差的变动方向对中国经济运行具有重要影响。其运行机理体现为：当美国贸易逆差扩张的时候，向全球注入更多的流动性；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首当其冲，工业增加值增速开始提升，拆借利率降低，贷款利率与拆借利率之间的利率差也开始降低，带动中国经济走出上升波。相反，如果由于各种原因（如2009年美国金融危机带动美国银行业去杠杆化），美国贸易逆差大幅收窄时，以上流程逆转，带动中国经济增速下滑。

　　 这表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中国经济发展取决于中国通过国际贸易对发达经济体已经存在的发展机会的引入速度与规模。这不仅在机理上如此，甚至在短期波动形态上亦如是。

　　中国做对的第二件事情，是对产权的保护日益明确，鼓励了亿万民众努力追寻与实现发展机会。

　　 这一变化，贯穿了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到鼓励资本市场发展的相关政策。历史经验是，凡是华人从政府手中赢得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个人经济自由，他们的创业精神与实用理性态度，都可以鼓励他们创造出巨大的个人财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发生的就是大体同样的事。

　　 通过国际贸易超常规发展所引进的发展机会并没有被浪费，而是被亿万民众发挥充分的企业家精神，落实在各个层面。众多的小企业被建立起来，无数人每时每刻都在试验最好的发家致富路径。沿海出口加工业的兴旺作为一个重要源头，其为其他行业提供的机会，例如国产化、服务业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高科技企业孵化，等等，都被充分地追逐利用。

　　甚至是政府官员的腐败都没有彻底毁坏这一图景：对于政府官员而言，拿钱办事，并分享私人企业家投机成功的收益，比“杀鸡取卵”式的豪夺，要更加符合其长远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地方政府以及各级官员对私人冒险所获得的剩余索取权的参与，起到了产权保护的作用，并令政府利益与商人利益一致化。这种保护固然天然地有利于强势阶层而没有惠及全体民众，但鉴于强势阶层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以及实现发展机会的资源动员力，不公正的保护对经济发展的损害被有限化。

　　 中国做对的第三件事情，是中国政府在克服发展机会外部性上发挥了积极作用。所谓外部性，也可以称为溢出效应，指一个行为人（包括组织和个人）的行动使别的行为人受损（或受益），即行为人从事经济活动时其成本与后果不完全由该行为人承担。外部性可以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 ，如果别人受损，则是负外部性；反之，是正外部性。在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中，负的外部性是其中重要的力量。

　　 按照罗德里克《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的论述，存在两种类型的外部性：信息外部性与协调外部性。这两种外部性都导致发展机会的私人收益低于社会收益，以至于许多发展机会被浪费。例如，一条公路的开通会对该区域所有行业或个人有利，但鉴于公路收费的技术困难，公路投资可能不足；或者，如同罗德里克举例所言，虽然在台湾发展兰花养殖业从整体上而言有利可图，但单个农户无力承担全部信息与协调成本。此时，以增长为导向的政府的介入可以起到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例如，政府出资修建遗传实验室、检疫设施、运输与仓储场所、展览厅等，而农户们得到劝诱，设立有利可图的温室经营兰花种植业。

　　 从中央到地方，中国各级政府在过去30年来都具有强烈的增长导向。各类产业规划与区域规划有助于克服发展机会识别与实现过程?的信息外部性与协调外部性。即使项目本身难以做到有利可图，只要该项目的社会收益有利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政府可以从财政收入的大幅增加中获得回报。

　　 这个过程当然也充满失败，但各地竞争的结果是令成功的政策得以延续，而失败的被淘汰。这个过程当然也充满腐败，但这属于经济租金被创造之后的再分配过程，而不涉及到发展机会之实现与否本身。前面分析的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四大循环（出口、城市化、投资与储蓄），政府在这四大循环耦合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正是依靠政府介入的整体正面作用，提升了出口、城市化与工业化的速度，推升了中国本来就居高不下的储蓄率与投资率，“中国奇迹”横空出世。

　　

本文摘自《中国经济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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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走到今天，其赖以增长的结构基础正在崩塌，而累积的风险正在逐渐发挥力量。未来数年内，经济运行方式以及增长速度都将发生大幅变化。表面繁荣背后的大陷阱，中国是否能避过？ 　　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从三个方面解剖： 　　我们的经济制度有什么问题？ 　　我们的经济政策犯下什么错误？ 　　我们的外界环境出现了什么变化？ 　　本书正是从这三个方面来展开论述。 　　《中国经济下一步：繁荣还是陷阱——观察中国经济未来的15个维度》各章环环紧扣，逻辑严密，作者开发的定量反馈模型独一无二，对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独特的评判。 　　读懂本书，你就读懂了中国经济！阅读本书可以帮助非专业读者对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所有问题有清晰的认识，助长读者对经济问题和现象的分析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