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分析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必须去理解的一个关键概念，即经济学中讨论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这一概念十分关键，在本书中将会不断被提到。
简单地说，生产可能性边界即中国在既定资源和技术条件下所能生产的各种商品最大数量的组合。如果我们将经济产出简化为消费与投资两个类型，生产可能性边界体现为二维平面上的一条曲线，如图13所示。
图13中国与美国生产可能性边界对比
从图13可以看出，中国2010年比1960年取得了很大进步，同期美国生产可能性边界也在外扩。
林毅夫教授强调的后发优势（对于林毅夫教授观点的详细评述我们在第四编中展开），其本质，正是中国与世界领先经济体之间在生产可能性边界方面的巨大差距。这为中国实现高速增长提供了前提条件。事实上，在近代之前，当中国独立自足、与全球领先经济体交流很少的时候，中国传统农业文明陷于典型的马尔萨斯陷阱之中，人均收入水平在2000年时间中增长无几。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对生产率落差的利用终于获得了制度动力，尤其是在加入世贸之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再次加速。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是指各要素（主要是资本和劳动等） 投入之外、由于技术进步和经济流程改善等导致的产出增加，从数理技术上讲，是在产出增长中剔除要素投入贡献后所得到的残差。这一残差概念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索洛（Solow） 提出，故也称为索洛残差。通常情况下，经济学家们认为全民福利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逻辑链条相当清晰：第一个环节是出口的高速增长。2002年至2012年，中国出口总额增长了6倍，年均增速超过20%，出口规模跃居世界第一。出口的高速增长催生了出口工业的产业升级浪潮（高生产率总是带来更好的利润前景），并通过本地化等进程推动为出口工业配套的重工业化过程。1995年以来，中国重工业增速平均高于轻工业2个百分点。这构成了中国经济奇迹的第二个环节，即重工业化。出口、产业升级、重工业化令中国经济的迂回程度大为提升，通过资本装备水平与人均资本存量的提升，令内嵌的技术水平与生产率大幅跃进。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零边际成本的农业中转移到工业生产中，急剧扩大了城市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并推动第四个链条，即规模庞大的城市化。房地产与基建浪潮均是城市化的配套现象。
在这个过程之中，政府对信贷资源的垄断与对国有企业体系支持导致严重的金融抑制，国有企业的资金成本大幅低于影子价格，给予相关行为人（主要是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强大的动力去提高债务杠杆率。这反过来放大了中国固定投资增长速度。至2011年，资本形成占GDP比例高达惊人的49%，是全球水平的两倍。
这一条完整的赶超链条，其逻辑前提在于中国的天量投资具有财务可持续性。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经济从2012年开始，遇到了麻烦。
2002年中国加入世贸之前，历次天量投资，无一例外，都会在产能释放期酿成巨大的过剩产能，进而导致全国范围内的债务恶化与银行的巨额呆坏账。例如，2001年结束的周期中，中国四大银行坏账比例高达骇人的25%，处于事实上破产的境地。2002年加入世贸之后至今，这样的危机从未发生。原因何在？那就是出口市场的消化与债务杠杆率的提升起到了关键作用。出口的高速增长让天量投资建设的产能有了用武之地，债务杠杆率的提升则持续扩张需求，让过剩产能危机一再延后。
随着中国出口速度从超过20%降低到个位数水平，出口工业的产业升级换代需求大幅萎缩，对重工业化的需求降低。本质上，中国从生产率水平相当于西欧的1/24的超低位置迅速赶超至1/4的水平，技术水平落差减小导致资本淘汰率有所减速，产业升级换代速度下降，投资的内在回报率降低，投资需求开始下滑。刘易斯拐点带来的资本回报与人力回报之比逆向运动，也将进一步促使投资需求降低（所谓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一般是指落后的农业经济国家在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闲置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这一概念由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
本文摘自《中国经济下一步》
中国经济走到今天，其赖以增长的结构基础正在崩塌，而累积的风险正在逐渐发挥力量。未来数年内，经济运行方式以及增长速度都将发生大幅变化。表面繁荣背后的大陷阱，中国是否能避过？
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从三个方面解剖：
我们的经济制度有什么问题？
我们的经济政策犯下什么错误？
我们的外界环境出现了什么变化？
本书正是从这三个方面来展开论述。
《中国经济下一步：繁荣还是陷阱——观察中国经济未来的15个维度》各章环环紧扣，逻辑严密，作者开发的定量反馈模型独一无二，对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独特的评判。
读懂本书，你就读懂了中国经济！阅读本书可以帮助非专业读者对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所有问题有清晰的认识，助长读者对经济问题和现象的分析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