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历史真的具有某种神秘的相似性，那么我们可以大胆猜想，那个曾经标志着美国体系最终消亡的决定性危机，将不会发生在老霸权的美国那里，而会发生在那些新霸权的竞争者那里。其中逻辑在于，新霸权最有力的竞争者，往往也是将旧体系的繁荣模式发挥到极致的。在GDP超越日本之后，中国作为新霸权的候选者几乎已是众望所归，毫无悬念。然而不幸的是，那一场身影隐约的危机也正在悄然逼近中国。
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前，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遭遇一场重大调整的明确迹象。其中寓意最为深刻的信号是中国在2008年发生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最高纪录的通货膨胀。这说明，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早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达到极限。与此同时，中国股市从2007年6 000点的最高位迅即暴跌，持续了10年之久的房地产牛市也显现终结迹象。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中国经济将要经历一场重大的调整。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美国人与中国人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抢在中国之前引爆了金融危机，好像生怕在危机竞赛中输给了中国人。在这一场陌生而又令人惊恐的全球危机面前，中国的经济管理者采取了超常规的反危机措施，其主要内容就是超大剂量的货币刺激和财政刺激。有趣的是，这种罕见的刺激却被中国官方非常谦虚地称做“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就像给中国经济灌进了一大瓶茅台，劲头固然十足，但神志却多少有些恍惚。其结果是，中国经济没有经过任何调整，几乎毫发无伤地度过了全球危机。这种在危机时期令人艳羡的经济表现，不仅让中国奇迹变得更加可信，也使得所谓中国模式横空出世，隆重加冕。中国环顾海内顾盼自雄。然而，非常清楚的是，这不是被许多人误认为的那样是又一个增长周期的起点，而是一次重大危机的肇始。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表现带来的另外一个结论是，无论外部及内部的观察者们都一直认为中国的内需潜力无限。这种内需不仅是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奇迹的动力，也是平衡全球经济最为宝贵的资源。然而，我们或许很快就会知道，这个看上去十分迷人的内需不过是海量货币堆砌的海市蜃楼。在反危机的短短两年之中，中国的货币扩张已经创造了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纪录，而其吹出的资产泡沫也可能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全球次贷危机之后，中国的货币政策及一系列反危机措施实际上是在原有泡沫的基础上叠加了一个更为巨大的泡沫。对于行政性国有银行占绝对主导地位以及遍布乐观主义者的中国来说，信贷及货币扩张总是容易而且让人快乐的，但收缩却可能令那些货币饕餮者们瞬间窒息。
诚如前述，经济的调整、萧条本是经济的一种自然过程。其目的就是对过往不当投资以及人群中固有的动物精神的一种自我清算。调整越是痛苦和深刻，经济体就可能变得越是健康，其积蓄的增长能力也就越是强劲，所谓蓄之愈久，发之愈猛。反之，在一个人已然高烧的情况下，非要逼着他百米冲刺，其结果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加大下一次调整的力度和烈度。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之后强劲表现很可能就不是什么值得庆幸的事情，而是一个超级调整即将来临的凶兆。显然，全球金融危机将中国可能的经济危机推迟了，但同时也放大了。现在不调整，并不等于未来不调整，经常的情况往往是，在我们彻底忘却危机的时候，它却猝不及防地从天而降。恰如地震一样，危机也从来不会提前10分钟通知你。
我们无法确定，中国是不是有一种奇特的智慧能够用一种更加温和的方式来完成这种自我清算和自我调整。但我们看到的种种证据已经显示，中国很有可能是全球金融危机中最终和最大的受害者。
基于对中国政治现实的清醒理解，我们无法像众多的中国经济学大师一样责难中国的经济管理者。在诸多政治及社会约束条件之下，制造泡沫，推迟危机对于他们来说，显然是最为理性的选择。毫无疑问，这是无关管理者个人智识和理性的制度选择—是一种中国在30年改革中所形成的制度惯性所致。然而，无论原因如何，灾难性的后果可能已经铸就。
本文摘自《大拐点》
冷战之后，经济高速增长是一种全球性现象，并非中国所独有。在这个意义上，并没有所谓中国奇迹。
中国的政府及企业之所以能够有亮丽的报表，乃是因为那些本应该是由他们负担的大量成本从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以及损益表中被悄悄挪走，并转移到了那些无法被统计到的匿名的社会之中。换言之，中国政府及企业成本被社会化了。这也是中国模式最为关键的秘密所在。在这个模式中，经济增长是以中国社会的极度抑制和脆弱作为代价的。
冷战之后美元体系在全球的迅猛扩张正在接近终点。所以，全球经济的中长期低迷，将可能是我们看到的最好前景。也由此，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石就坍塌了关键一角。
无论从全球市场体系的视角看，还是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内部逻辑看，中低速增长都是中国能够期望的最好前景。中国经济正在步入一个中长期的大型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