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中，中国都一直运行在高速增长的经济环境之中，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都被培养出了一种普遍的幻觉，他们误以为这种高速增长是可以永远持续下去的。在他们那里，经济危机从来就是教科书中的事情，与中国人无关。他们似乎相信，中国的树的确与众不同，真的可以长到天上去。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表现，更让这种信念变得极为夸张。以这样一种经验作为依据，政府、企业和个人就非常容易将最为乐观的情境作为假设来安排他们的投资及支出，看一看那些疯狂的地王以及同样疯狂的“铁公基”，看看中国购房者极高的按揭收入比，就当知道此言不虚。
不难想象，一旦真实的经济增长不如预料甚至大大低于他们的假设，政府、银行、企业以及个人之间的大规模违约就不再是一种推测。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跃进所造成的普遍三角债，以及堆积如山的银行坏账，就是这个剧本的雏形。区别可能只在于，要是今天出现这种情况，规模要宏大得多。有趣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历史，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什么正面的经验，反而从另外一面鼓励了这种非理性行为。因为历史的经验是，企业之间的三角债不仅很快理顺，银行的债务也在高速经济增长中被成功化解。这助长了一种坚强的信念：只要有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以及伴随着这种增长的规模扩张，一切风险都不是问题，都可以被覆盖，一切代价都可以在越来越巨大的经济规模中被稀释为无形。过去被看做包袱的央企不是变成全球的巨无霸了吗？过去那些濒临破产的国有银行不是成了最安全的金融机构了吗？在事实面前，我想很多人对自己当初滔滔雄辩的“危言耸听”都羞于提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反讽。
显然，这种历史经验的正确性，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条件之上的，那就是，中国经济可以持续高速增长。换言之，中国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中所积累的各种风险，都是被高速增长所掩盖着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关键的前置性条件，即将展开的历史可能大有不同。
原因在于，中国面临的增长环境已经丕变。诚如我们上面已经论证的，不惟整个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而且这种下降将会是长期的。它不是几年，更不是金融危机时候的几个季度。这样，过去的经验就可能变得不再靠谱了。在经济收缩的时候，政府、企业、银行甚至个人之间，很容易出现一种下降的正反馈。在一个从未经历过经济危机，因而经济行为也高度同质化的经济体中，这个下降的正反馈一旦发生，就会变得尤其剧烈。正如上升周期时候的正反馈一样。所谓软着陆，经常只是一种理想和熟悉的情境而已。
由于复杂系统所具有的不可预测性，对于已经持续高速增长了30年已经危兆毕露的中国经济，我们可能更应该记住这样一种概率的常识，硬币正面出现的次数越多，时间越长，硬币反面出现的机会就会陡然增加。
本文摘自《大拐点》
冷战之后，经济高速增长是一种全球性现象，并非中国所独有。在这个意义上，并没有所谓中国奇迹。
中国的政府及企业之所以能够有亮丽的报表，乃是因为那些本应该是由他们负担的大量成本从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以及损益表中被悄悄挪走，并转移到了那些无法被统计到的匿名的社会之中。换言之，中国政府及企业成本被社会化了。这也是中国模式最为关键的秘密所在。在这个模式中，经济增长是以中国社会的极度抑制和脆弱作为代价的。
冷战之后美元体系在全球的迅猛扩张正在接近终点。所以，全球经济的中长期低迷，将可能是我们看到的最好前景。也由此，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石就坍塌了关键一角。
无论从全球市场体系的视角看，还是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内部逻辑看，中低速增长都是中国能够期望的最好前景。中国经济正在步入一个中长期的大型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