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成本不断上升的时期。与前面数十年中国成本所受到的严重压抑相反，社会的觉醒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反向运动，构成了这种成本上升的内在历史动力。虽然抢夺仍然随处可见，但抢夺的成本将会骤然上升，偷窃虽然还会不断发生，但偷窃却会变得越来越难。所有这一切都将提高经济活动的各种成本。显然，这是对前面数十年中国转移各种成本的一种反推和补偿。而这种历史周期一旦开启，将不会在短期内终止。这种历史的转向，远远不是一个所谓“刘易斯拐点”所能概括，它有着远为丰富的历史内涵，有着更为深刻的政治学与社会学意义。因此，这种成本上升将超越所谓需求与供给的简单经济学分析框架，而成为一种非常独立的历史变量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逻辑。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个趋势是长期的而非一次性的，经常还是跳跃性的。它不会因为经济增速的下降而下降，也不会因为政府和企业所得减少而终止。在相当程度上，这种成本上升是零和博弈的。它意味强势集团对其他集团的无条件让利。简而言之，这种成本上升是独立于货币发行问题的一种自主的历史趋势。其目的在于保护社会不会被分化所撕裂。历史缓慢而又巨大的钟摆，正在向另外一个方向摆动。
社会反向运动所造成成本上升（包括人力成本、环境成本等等），对于社会整体福利分配是正向的，其本质是迫使经济活动以及政治活动在更高的文明底线上运行。换句话说，它迫使政府与企业以更高的文明标准来组织经济及市场活动。这其实是中国这一轮转型最为重要的意义所在。或者我们干脆将其称为中国式的社会进步运动。如果这种成本上升被强势利益集团通过通货膨胀这种逆分配模式重新转嫁给社会广大民众，那么，成本上升所形成的正分配效果将全部丧失。中国的转型也将归于失败。
本文摘自《大拐点》
冷战之后，经济高速增长是一种全球性现象，并非中国所独有。在这个意义上，并没有所谓中国奇迹。
中国的政府及企业之所以能够有亮丽的报表，乃是因为那些本应该是由他们负担的大量成本从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以及损益表中被悄悄挪走，并转移到了那些无法被统计到的匿名的社会之中。换言之，中国政府及企业成本被社会化了。这也是中国模式最为关键的秘密所在。在这个模式中，经济增长是以中国社会的极度抑制和脆弱作为代价的。
冷战之后美元体系在全球的迅猛扩张正在接近终点。所以，全球经济的中长期低迷，将可能是我们看到的最好前景。也由此，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石就坍塌了关键一角。
无论从全球市场体系的视角看，还是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内部逻辑看，中低速增长都是中国能够期望的最好前景。中国经济正在步入一个中长期的大型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