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中国各级地方政府不仅将土地直接卖给各类开发商以图利，还大量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将土地抵押给银行，直接套取巨额现金。2009年之后，地方融资平台更是大行其道，在地方政府的资金来源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据最早指出地方融资平台严重问题的美国西北大学助理教授史宗瀚先生的统计：2004~2009年底地方投资机构的借贷总规模为1.6万亿美元左右。这个数字已经占2009年中国GDP的1/3，更远远超过了政府的卖地收入。既然土地不仅能卖给开发商，而且还能直接卖给银行，地方政府吹大房地产泡沫的动机就变得极其强大。荒唐的事情是，地方政府在这个游戏中几乎没有任何风险，是一个净收益者，因为无论是直接从银行抵押出来的钱，还是开发商从银行借贷出来买土地最后奉送给地方政府的钱，地方政府都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风险全部集中在银行，或者干脆说集中在对金融系统风险负最后责任的中央政府。在这样一个风险与收益完全不对称的游戏之中，地方政府唯一要干的，就是竭尽所能推高土地价格，在短期内实现可支配现金流的最大化。读者高明，当能一眼洞穿这个游戏中还有一个关键的参与者，那就是银行—更准确地说是国有银行。作为为风险定价的专业机构，银行本来会自我约束，按照项目本身的风险做出商业判断。然而，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花费巨大成本改制据称获得巨大成功的中国国有银行，显然还没有建立起一套长期的责任约束机制。那些看上去像银行家的负责人们，实际上仍然是随时等待升迁的官员。相当悖谬的是，改制上市之后的中国国有银行却具备了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的动力。给地方政府贷款，显然绝佳地契合了中国银行家独特的责任约束机制。即便贷款烂了，那不仅是很多年之后的事情，而且也是烂在政府那里。谁跟谁呀，本来就是一家人。知道这一切，我们就太容易理解地方融资平台为什么门庭若市，各类银行为什么趋之若鹜了。在20世纪90年代被强行拆散的地方政府与银行的姻缘，却在新世纪被土地更加紧密地捆在了一起。
正是在地方政府主导，国有银行紧密而默契的配合之下，中国严重高估的土地及住房价格泡沫越烧越旺，直到今天变得难以收拾。在2010年，中国主要城市的土地价格在原来就已经严重高估的基础上，放量大幅上涨60%，在中国北京，商业地产价格上涨幅度更达到100%。任何对投机市场有经验的投资者，恐怕都很难说服自己这不是泡沫的最后疯狂。从任何角度看，中国的房地产价格都已经严重背离其可能的未来收益以及普通人的消费能力—这对应于房地产的投资品属性和消费品属性。
本文摘自《大拐点》
冷战之后，经济高速增长是一种全球性现象，并非中国所独有。在这个意义上，并没有所谓中国奇迹。
中国的政府及企业之所以能够有亮丽的报表，乃是因为那些本应该是由他们负担的大量成本从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以及损益表中被悄悄挪走，并转移到了那些无法被统计到的匿名的社会之中。换言之，中国政府及企业成本被社会化了。这也是中国模式最为关键的秘密所在。在这个模式中，经济增长是以中国社会的极度抑制和脆弱作为代价的。
冷战之后美元体系在全球的迅猛扩张正在接近终点。所以，全球经济的中长期低迷，将可能是我们看到的最好前景。也由此，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石就坍塌了关键一角。
无论从全球市场体系的视角看，还是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内部逻辑看，中低速增长都是中国能够期望的最好前景。中国经济正在步入一个中长期的大型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