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咨询了LRN 决策小组的其他成员，因为我们接下来要采取的行动将对公司的未来产生很大的影响，或者说，受影响的还不止公司这么一个抽象的集体概念，更包括了公司背后的个人与他们的私人生活。在咨询过他们的意见后，我作出决定：正式通知戴维和奥驰亚，LRN 将退出这次竞标。这一决定让我感到很为难，也很痛苦。我给戴维发去了一封电子邮件，在信中，我小心翼翼地避免让他误解，避免让他觉得我是在指责他的诚信乃至他与整个奥驰亚管理层的领导能力。我简单地向他解释说，我们之所以退出，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与招标顾问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使我们丧失了竞标资格，我们非常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基于我们公司的信仰、价值与基本原则，我们觉得退出竞标是正确的选择。
戴维后来说道：“当时这个消息让我很震惊。我完全不能理解这一决定。我对自己的公平态度充满自信，并且认为自己有能力为了公司的利益而保证整个遴选过程的公平公正。我无法接受多弗邮件里的言外之意，感到很气愤，因为LRN 已经为这次竞标付出了很多努力，而且有很大机会最终赢得招标。我无从得知他们这一举动的真正用意，觉得这就像一个永远无法找到答案的悬疑故事。后来我又觉得LRN 也许是在玩诡计，试图通过唤起我们对这方面问题的注意来控制竞标的部分过程，让我们受到指责，为自己赢得优势。也许LRN 是在耍小聪明，想让自己与众不同。我从来没想到他们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是出于原则问题。”
收到我的邮件以后，戴维主动给我打了电话，说：“我觉得为了奥驰亚，我有义务确保没有任何一家合格的竞标企业中途退出。”这个电话让我印象深刻，因为我并没有在邮件中请求他给我电话，他也不需要这么做。我的邮件的意思很简单“我们退出”，而不是“如果你想商量就主动联系我”。但是，在这次电话交谈里，戴维有些心烦意乱，甚至问我是否在指责他的诚意。也许因为他原本就觉得我们是在耍小聪明，因此开始觉得我的做法很无礼。这让我很痛苦，我不得不向他解释说，我只是就事论事，绝对没有指责他本人的意思，我们退出的原因是在于LRN 自己的信仰体系，与他的诚信没有关系。戴维说：“但当时我很难做到不介意。他们的举动明确地向我传递了一个信息：至少有人认为，作为奥驰亚的首席合规官，我的某些行为让他人遭受了严重的利益冲突。这个信息让我感到很不快，很想为自己辩白，你知道的，还有其他感觉。”最后，我和戴维只能承认彼此认识上的分歧，就那样结束了通话。
现在回顾起来，我认为当时我们都没做到用人性化的眼光看待对方。这种情况在商业经营中绝不罕见：商人们总是倾向于把与自己打交道的对象看做是商业行为的执行者，而不是活生生的人。我当时就把戴维当做了这种典型的商人，我以为他放下电话后可以马上投入其他工作。我并没有意识到他会因为我的举动而受到伤害。同时，他也很可能没有认识到我是那种会为原则问题感到痛苦，甚至失眠的人。后来，戴维对我说：“当时我确实只是把你当成了一张活动的资产负债表或盈亏报告。我很难相信奥驰亚的行为会对LRN 的价值或标准造成冒犯，我当时没法接受这种说法。”
本文摘自《方式决定一切》
在HOW时代，不仅要“放手去做”，更要“正确的做”“遵从规则”已过时，“超越规则”是杀手锏不仅考虑“能够做”，还要学会“应该做”
安然、AIG、三鹿奶粉、国美等，接二连三的公司丑闻突然间让我们发现：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可以说，信息技术催生了“透明文化”，同时也宣告了全新的“HOW时代”的到来。
《HOW时代》提出了颠覆性的观点：
HOW比WHAT更重要 在透明文化盛行的今天，产品和技术（做什么）极易被复制，而正确的方式（怎样做）才最具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