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代》（New Times）的一封公开信里，我的四位苏联同行发表了对我的善意的抨击。我欣赏他们所做的努力，我更欣赏他们如此坦诚直率地表达了他们的观点。只有当一个人尽力地去全面了解了他的对手的想法、动机、理解方式，以至于他能够用自己的观点（此处英文为his eyes（他的眼睛）。——译者。）看清世界时，他才有可能在人与人的事务中表现得明智。所有本意善良的人们都应尽可能地为增进这种相互的了解做出贡献。正是出于这种精神，我恳请我的俄国同行和其他读者接受我对于他们来信的如下答复。这是一个急切地努力寻找可行解决办法的人的答复。他并不幻想他自己知道了“真理本身”或“正确的道路”。倘若在下文中我表述自己的观点有些武断，那么我那样做也仅仅是为了清晰、简洁的目的。
尽管你们的来信，主要地看起来是针对非社会主义的别国，尤其是对美国的攻击，但我相信，在进攻性阵地后面存在着防御性的精神态度，那不是别的，正是走向无限的孤立主义的趋势。这种向着孤立主义的逃离是不难理解的，只要你认识到了苏联在过去30年里在别国手中所遭受到的一切——德国入侵时对平民有计划的大屠杀，内战时期外国的干预，西方媒介系统的诽谤运动，对希特勒作为攻打苏联的联盟工具的扶持。但是，不管这种孤立的愿望是多么的可以理解，它对俄国乃至所有其他国家都有着巨大的灾难性。这一点我将在后面详细阐述。
你们攻击我的主要目标集中在我对于“世界政府”的支持。我将会讨论这个重要的问题，但首先我想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敌对说几句话。因为看起来你们对于这种敌对的重大意义的态度，完全决定了你们对于国际问题的观点。如果客观地考虑社会-经济问题的话，情况是这样：技术的发展使得经济机构不断集中。也正是这种发展使得在所有广泛工业化的国家里，经济实力开始集中在相对少数人的手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这些人不需要就他们的行为对广大民众负责，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他们必须向民众负责，因为在那里，他们正如行使政治权力的人们一样，都是民众的公仆。
我赞成你们的观点，即社会主义经济拥有的优点完全可以平衡其缺陷，只要这种管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达到适当的标准。毫无疑问，终有一天所有的国家（只要那些国家依旧存在）将会感激苏联第一次排除了巨大的困难，以有力的行动展示了计划经济的实际可行性。我也认为资本主义，或者我们应该说自由企业制度，将不能够应付失业的问题，而这又由于技术的进步而变成一个长期的问题，而且不能够在生产能力和民众购买力之间维持一个合理的平衡。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把所有社会的、政治的罪恶归咎于资本主义，并且错误地假定社会主义的建立恰好能够治愈人类所有社会的、政治的痼疾。这种信念的危险首先在于它实际上鼓励了所有“忠实信徒”的狂热的不宽容性，它把一种可能的社会方式变成了一种像教会一样的东西，把所有不属于它的人视为反叛者或肮脏的罪人。一旦达到这一步，理解那些“非忠实信徒”的信念和行为的能力便消失殆尽了。我确信，你们从历史中知道这种顽固坚持一类信念的做法使人类遭受了多么大的不必要的痛苦。
任何政府，只要它自身携有蜕化为专制暴政的趋势，它本身就是罪恶。然而，除了极少数无政府主义者以外，我们所有的人都认为，没有政府，文明社会也就不复存在。在健全的国家里，在民众的意愿和政府的意愿之间存在着一种动态平衡，它能阻止政府蜕化为专制暴政。显然，当一个国家里，政府不仅对军事力量拥有权威，而且对教育与信息渠道及每一个公民的经济存在拥有权威时，这种蜕化的危险就更加严重。我说这些仅仅是想表明，不能把社会主义当成所有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而只能看作是能够容纳这种解决方法的一个框架。
在你们的信里表述的普遍态度中，最令我惊诧的是以下的方面：你们在经济领域是如此热烈的反对无政府状态，同时你们又是如此热烈的无政府状态的赞同者，比如，在国际政治领域的无限制的主权问题上。对于你们来讲，缩减各个独立国家的主权的建议本身是该受谴责的，因为它是对天赋权利的一种侵犯。而且你们努力去证明，在缩减主权的想法背后，美国隐藏了不通过战争便对世界其他国家实施经济统治和剥削的企图。你们以极大的热情分析了这个政府自上次战争以后的某些行为，试图证实这个暗藏的意图。你们试图表明，联合国大会不过是由美国乃至美国资本家所操纵的傀儡。
这些论点给我的印象如同一种神话，它们是不能说服人的。但是，它们使我们两国知识分子深刻的疏远变得明显，这种疏远是令人惋惜的，是人为隔离的结果。如果个人间自由的意见交换成为可能，并得到鼓励的话，那么知识分子，或许比别的人更能够帮助在两国及他们的问题间建立相互理解的氛围。这种氛围是政治合作有成效的进展所必需的先决条件。然而，既然我们暂时只能依赖于这种麻烦的“公开信”的形式，我想简洁地表明我对于你们的论点的反应。
没有人想否认经济寡头的统治对我们公众生活的所有部门的影响力。然而，这种影响力也不应被高估。尽管有这些强大集团的绝望的反对，富兰克林R26;德拉诺R26;罗斯福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美国第32届总统（1933－1945），民主党人。——译者。依然当选为总统，而且还当选过三次，并且这是在不得不做出有重大影响的决策的时刻发生的。
关于战后美国政府的政策，我不愿意，也不能，更无资格去对之进行辩护或解释。但不能否认，美国政府对于原子武器的建议至少表明了朝向建立超国家的安全组织的努力。如果它们不是可接受的，至少可以作为对于真正解决国际安全问题进行讨论的基础。实际上，正是苏联政府部分否定、部分拖拉的态度，才使得这个国家里本意善良的人很难如愿地运用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去反对“战争贩子”。至于美国对于联合国大会的影响，我想说，在我看来，这似乎不仅是由于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且也由于美国和联合国向着真正解决安全问题的努力。
关于有争议的否决权，我相信努力消除它或使其无效，有它们基本的原因，这种原因主要不是美国的特别意向，而更多的是否决权被滥用的做法。
现在我来谈论你们所认为的下列看法：美国政策的目的在于获得对别国的经济统治和剥削。谈论任何关于目的和企图的事情都是一件危险的事。我们不妨考查一下其中的客观因素。美国有幸可以在自己的国家内生产足够数量的工业产品和食品，它又拥有几乎所有重要的原材料。由于它固执地坚信“自由企业”，它不能够维持民众购买力和国家生产能力之间的平衡。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得失业问题带来的危险已达到迫在眉睫的地步。
由于这些情况，美国被迫强调她的出口贸易。非此她将不能永远保持其全部生产设备被充分利用。倘若出口被进口以相同价值平衡的话，这种状况便是无害的。那时对外国的剥削就在于进口的劳动价值远远超过出口。然而，由于每一种进口将使生产设备的一部分闲置，（美国）正全力避免这一点。
这便是为什么外国不能偿付美国的出口商品。从长远看，只有通过后者的进口，偿付才真正成为可能。这就解释了为何所有黄金的大部分来到了美国。总的来说，这些黄金是无用的，除非购买外国商品，其原因在上面已陈述过。于是，这些被仔细保护起来以防偷盗的黄金成了称颂政府的智慧和经济的科学的纪念碑。上面陈述的理由使我很难认真对待所谓美国剥削全世界的说法。
然而，上面描述的状况有其严重的政治后果的一面。由于上述原因，美国被迫出口部分产品到外国。这些出口是通过美国给别国的贷款来支付的。实际上很难想象这些贷款会还清。因而，出于现实的原因，这些贷款必须被当成一种馈赠，它成了权力政治领域里的武器。鉴于现存的状况及人类的普遍性格，我坦率地承认，这表明了一种真正的危险。然而，难道事实上我们不正是已跌入国际事务中的一种状态——倾向于把我们头脑里的每一个发明，每一件实物当成武器，并最后成为对人类的危害吗？
这个问题把我们带到最为重要的事情上来，与之相比，任何别的事情都变得毫无意义。我们全都知道强权政治迟早会导致战争。而在现有状况下，战争就意味着巨大的人员和物资毁灭，其程度将远远大于历史上发生过的任何事情。
难道真的由于我们的冲动和天生的习性，我们将因相互完全的毁灭，不留任何东西，而不遭谴责吗？我们在这次奇怪的通信中所论及的争议和观点的差别与我们都身处其中的危险相比，难道不都是毫无意义的琐屑吗？难道我们不该以我们的力量减少威胁着所有国家的危险吗？
如果我们坚持无限制的国家主权的想法和行为的话，那它就只能意味着每个国家保留为达到各自目的而采用类似战争手段的权利。在此状况下，每个国家都必须为这种可能性作准备，这又意味着它必须尽全力超过其他国家。这个目标会逐渐统治我们的公众生活，而且在灾难降临前毒害我们的年轻人。但是，只要我们还保留了一点冷静的理智和人类情感，我们便坚决不能容忍它。
这便是我支持“世界政府”这一想法时所抱的观点，而不管为此目标工作的其他人是如何想的。我赞同世界政府是因为我深信没有别的可能的办法能减轻人类所面临的最恐怖的危险。避免完全毁灭的目标必须高于其他一切目标。
我深信，你们会认为这封信是集我所有的忧虑和诚挚写成的；我相信你们会以同样的精神接受它。
本文摘自《爱因斯坦晚年文集》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不仅是一位无可争辩的、伟大的科学家，也是一位有良知的、具有高尚精神、深具同情心和责任感的人。在一生中，他无视过威胁，拒绝过总统职位，但从未放弃过对正义和良知的追求。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还在为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思索。这本书反映了爱因斯坦的哲学、政治和社会态度，让我们看到这个伟大的人深沉的精神力量，让我们相信，曾经有这样一个血肉之躯在地球上匆匆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