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一步分析当前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仍处于良性循环阶段的内在原因。
1. 大部分债务的实际偿还都可以平摊到未来15年以上的时间，
无需短期集中偿还
基础设施建设使用寿命一般在50年以上、投资回报周期也一般在20年以上。一次性投资可以为后代提供50年以上的使用价值，因此通过负债建设然后由当代人和后代人逐年偿还债务，有利于实现代际公平。从这个视角看，地方政府大规模负债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合情合理。
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持悲观或警惕性看法的人曾不断指出：某年将是地方政府债务集中到期之时，是“偿债高峰期”。比如2009年中央政府为了刺激经济而推行的“4万亿元”投资，地方政府大举负债为之提供配套资金，绝大部分债务都是三年期或五年期债务。2012年因而是第一个“偿债高峰”，然而却安然度过。2014年应该又是一个集中到期年，但仍然不会和普通年份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这是因为持这种集中到期观念的人不能完全理解地方政府负债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真实运作方式：由于基础设施50年以上的使用价值，由这些资产（以及这些资产的经济效益所推动的不断增加的地方财政收入）支撑的债务可以很便利地展期或者借新还旧。因而所有债务都可以平摊到所有年份，而不必担心集中偿付的压力。
这种展期或者“借新还旧”不应被视为地方偿债能力出现危机的标志，它是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所应该采用的融资方式，是在当前中国地方政府缺乏合法的长期融资手段的情况下的合理选择。
2. 地方政府债务起点比较低，过去四年的债务快速增长有相当部
分是在弥补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足的历史欠账，短期高增
长并不会立刻造成沉重的债务负担
由于我国《预算法》禁止地方政府直接负债，《担保法》则禁止地方政府为债务提供担保，利用地方政府全资控股的融资平台公司进行融资，实际上是在打法律和政策的擦边球。除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负债也一直持严格监管的态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债务总量一直不高。根据审计署2011年的地方政府债务审计结果，在2008年地方政府债务才31 989.04亿元，只占我国同期GDP的10%。这个比例是很低的。这也是造成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重要原因。
地方政府债务真正的大发展是在2008年以后。为了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央推出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这些资金需要地方政府提供配套，为此，200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组建投融资平台，发行企业债、中期票据等融资工具，拓宽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融资渠道”。这是中央政府首次在正式文件中明确鼓励支持融资平台建设，为地方政府利用融资平台搞负债投资扫清了政策顾虑。从此后，融资平台成为经济刺激政策中最活跃的融资主体，地方政府债务出现了爆炸性增长。??融资平台的运作模式参考“重庆市‘八大投’融资平台运作模式”。
到2010年，地方债务从2008年的3.2万亿陡然增长到了10.7万亿元，两年时间增长了3倍，年均增长率达到惊人的73%。从2009~2012年的四年间，年均增长率也高达35%左右。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主要财源划归中央，而地方事权并未减少，造成了地方财权和事权不匹配。地方财政收入基本只够一般性开支，无力投入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加上地方债务长期以来维持在很低的总量水平上，这才导致前文所述的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到2011年还落后发达国家40年的情况。正因为如此，从2009年以来的地方政府债务虽然增速惊人，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切，但如果把历史欠账考虑进来，实际上这种增长很大部分只是一种“补课”行为。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建立透明规范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这段话表明，中央已充分认可了地方政府债务的安全性和合理性。未来中央对地方负债建设基础设施的需求无疑将会以疏导为主，投资于中国的地方债安全而且具有广阔的前景。
本文摘自《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研究》
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将会促生数以万亿计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并成为拉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但是，在地方政府已经负债十多万亿元的情况下，未来的城镇化建设资金从何而来？
本书从宏观到微观的角度详细论述了我国地方政府投融资的几种模式，并列举、分析了大量的数据和案例，对于想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建设的地方政府和有兴趣进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行业的投资者有很强的参考和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