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为18世纪中国开出的药方
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中有很多关于中国的介绍，他指出，“中国比欧洲任何国家富裕得多”，“但是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500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财富已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
但亚当·斯密又认为“一国所获的财富，应该达到它的土壤、气候和相对于他国而言的位置所允许获得的限度，才没有了再进步的可能”，“中国若易以其他法制，那么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可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
那中国应该实行什么制度呢？亚当·斯密开出的药方是“自由贸易”，他指出“一个忽视或鄙视国外贸易、只允许外国船舶驶入一、两个港口的国家，不能经营在不同法制下可以经营的那么多交易”。
亚当·斯密的总体逻辑就是，中国虽然比欧洲任何国家都富裕，但中国若改变国家治理的方式，也就是采用他所极力主张的自由贸易的话，那中国可以变得更富。这是亚当·斯密对中国的总体看法。
但亚当·斯密有一个疑问，一直没有解开，那就是“中国和欧洲生活资料的价格，相差悬殊。中国的米价比欧洲各地的小麦价格低廉得多”，他认为这与国家的贫富没有关系，举例来说，“英格兰比苏格兰富裕得多，但两地小麦价格的差异却小得多，基本上没什么差别”。
亚当·斯密并不了解的是，在当时自由贸易只适合海洋国家，而中国是个内陆国家，即使实行自由贸易了，对中国的作用也非常有限。而当时法国的重农学派则持与亚当·斯密完全不同的看法，法国的重农学派认为，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是因为中国最重视农业。
法国重农学派的主张就是回归实体经济
重农学派的思想主要都是来自对中国的研究与总结，重农学派是法国最重要的学术思想派别，甚至在巴黎所谓社会显贵名流的社交场合中，都以称道农业改革和穿着带有农家色彩的装束为时尚。
法国出现重农学派也有当时的历史背景，重农学派出现于重商主义后期，其背景就是欧洲各国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不仅没带来国家财富的增加，相反导致了农业经济的衰败，而农业的衰败又导致了国家财政困难，农民生活更是日益贫困，因此社会上对重商主义怨声载道，普遍批判重商主义的做法。
毕竟在当时工业革命还没有爆发，除了煤炭之外，其他各种矿产资源都没有被人发现，社会的一切物质财富都来自农业，而一旦农业凋敝就意味着社会的溃败。以魁奈为首的重农学派指出，财富是物质，它来源于生产而非流通，生产而不是交换才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在一切经济部门中，只有农业才生产新的财富，才是真正的生产部门，其余所有产业部门都只是改变物质形态，并不创造新的价值，只是参与分享农业创造的价值。必须重视农业，国家才能富裕。
其实重农学派的思想从上面我们提到的“亚当·斯密疑问”中也能得到验证，英国非常重视自由贸易，但是由于农业不发达导致粮食价格奇高，最终人民还是得不到好处，因此在当时倡导重农思想是非常正确的。
这里面其实是通货膨胀的问题，在亚当·斯密时代，经济学中还没有通货膨胀的概念，重商主义者将本国货物销售到国外换回金块，这样就会导致国内货币增加而实物减少，必然导致通货膨胀，这也是亚当·斯密感慨当时英国物价奇高的原因所在。
而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当时是农业社会，跟现在“商品出口能促进国内生产”的情形不同，农业社会的产出是固定的，出口一部分之后，国内可以享用的产品就必然减少，在货币增加的情况下必然出现高物价。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英国，在葡萄牙表现得更厉害。葡萄牙殖民者不断从殖民地掠夺金银，而国内货物生产却停滞不前，也曾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重农学派所主张的重视农业，认为农业是唯一的财富产出部门，和现在的经济学家主张的“回归制造业”、“重视实体经济”是一回事，而当时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农业就是唯一的实体经济，因此重农思想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
亚当·斯密是重商主义的信徒
亚当·斯密其实也感觉到了“重商主义”的危害，但是他的解决方法与重农学派不同，亚当·斯密认为重商主义之所以伤害了国家财富的增加，是因为重商主义者为国家换回的是金银，金银不能吃、不能喝，不是实物财富。亚当·斯密主张国家自由贸易应该换回诸如葡萄酒之类的实物财富，这是他对重商主义的改良。因此亚当·斯密对国内那些阻止外国货物输入的人，进行了非常严厉地抨击。
很多人误以为亚当·斯密是反对重商主义的，他不是重商主义者。其实通过对亚当·斯密著作的文本分析，结合当时英国发展的历史史实，可以确认亚当·斯密也是重商主义的信徒，两者属于同一个思想脉络。而自由贸易也并非由亚当·斯密首倡，而是重商主义的核心思想之一。历史上对国际贸易的研究和理论在最早的时候，几乎都是出自重商学派的著作。
亚当·斯密的主张是改良重商主义，他与法国重农学派的分歧就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区别。法国重农学派主张重视实体经济，亚当·斯密认为应该改良虚拟经济，两者都对，但重农学派更适合指导18世纪的经济体，而亚当·斯密的“改良重商主义”确实能改善当时英国畸形贸易所导致的问题，但其作用也不可高估，因为如果没有后来的工业革命，特别是蒸汽革命（爆发于亚当·斯密去世40多年之后），这一切讨论都是毫无意义的。
工业革命，特别是后来的物理革命、化学革命才真正的改变了人类的历史，我们没必要本末倒置。而工业革命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工业革命既没有爆发在最早开始殖民贸易的葡萄牙，也没有爆发在最早实行资产阶级统治的荷兰，而是爆发在了英国。
工业革命爆发之前，传统社会重视农业是正确的，因为当时农业是唯一的实体经济部门，而且社会上也不存在多余的劳动力，一个人从农业部门转移的话，就直接意味着农业产出的下降，而当时又不存在国际性的粮食贸易。如果国家将主要精力放在商业上，就必然导致粮食的短缺或粮价的高企，这就是当时英国面临的问题。
而重视实体经济的思想，在全球经济危机之后也日益得到经济学界的认可，这更印证了当时重农学派的思想先见。
本文摘自《反误导:一个经济学家的醒悟》
《反误导：一个经济学家的醒悟》系作者对西方经济思想史、发展经济学、货币理论、福利社会理论等深入研究，以及对中国经济宏观调控、微观经济现象常年跟踪观察后，呕心沥血的一本“经济学清本溯源”之作。在书中，作者首先澄清了“亚当·斯密并没见过资本主义”、“‘看不见的手’是反讽”等一般大众因被中国主流经济学舆论渲染后，得出的错误认知；而后，针对认为错误的经济学原理和各国改革经验，进行批判，比如“打败腐败的不是民主，而是福利社会”等；再之后，针对当下全球经济现象进行鞭辟入里、独具一格地分析，得出“自由放任最大的受害者是企业家”等结论；最后，对中国经济学界当下的舆论环境进行辛辣地批评，并得出“知识分子的话语权旁落”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