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守夜人政府”出自工人领袖的戏称，就连“看不见的手”也是亚当·斯密的一个“反讽”。
亚当·斯密提“看不见的手”的真实目的
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是在论述自由贸易的章节中提出的，亚当·斯密是主张自由贸易的，但是，当时英国的生产者都喜欢独占国内市场，反对外国产品进入，亚当·斯密的完整意思是，“尽管这些国内生产者独占国内市场的同时，在‘看不见的手’的指挥下也解决了不少人的生计问题——当然这不是他们的初衷。但从根本上独占国内市场对国家增加财富是有害的，因为国家财富的增加有赖于自由贸易”，这是亚当·斯密完整的意思，而后人只取了前面一段，只说国内生产者在独占国内市场的时候解决别人生计的问题，得出了“自利也利他”的结论，而完全不顾亚当·斯密对这个事的反对。
我们可以换成中国最常见的案例，“一个重污染工厂，虽然在‘看不见的手’的指挥下解决了几十个工人的生计，但其排放的污水却污染了几百亩的土地”，这个案例的意思在于强调工厂污染，而非解决别人的生计，而如果只讲解决生计的问题，那就是绝对的断章取义。亚当·斯密也是一样，他强调的是国内生产者独占市场损害国家财富的增长，而非解决生计。
“看不见的手”在亚当·斯密长达50万字的巨著《国富论》中，仅仅出现了一次，众所周知，一篇巨著里一个词出现一次，最多只能称其为一个文化信息，这不是经济学思想，更不是理论。亚当·斯密用“看不见的手”这个词汇时是作为一个比喻出现的，这就跟中国文学家经常在其文学作品中将小偷称为“三只手”一样，但我们不能因为该文学家的小说中出现了“三只手”这个比喻性词汇，就断定这个文学家赞同小偷行为。
这个错误不仅我发现了，英国剑桥大学历史与经济中心主任艾玛·乔治娜·罗思柴尔德也曾经公开出面否定“看不见的手”。她说：“‘看不见的手’不是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重要概念，所谓‘看不见的手’，其实只是斯密在开一个反讽的玩笑。”
这才是学术的真相，只不过一些人将学术儿戏化了，然后以讹传讹，更被别有用心之人所利用，才有了今天的错误认识，而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萨缪尔森的传播。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在其影响巨大的作品《经济学》中说：“市场经济的有序性最早为亚当·斯密所揭示。斯密以其最著名的论断，即在本章开篇所引的《国富论》中的一段话，指明了公众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和谐一致性。他强调即使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安全或私利’，但是在他这样做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帮助实现另外一种目标，尽管该目标并非他的本意。追逐个人利益的结果是，他经常地增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比他真的想要增进社会的利益时更好。”
经过萨缪尔森如此这般断章取义地提炼、完善，最终酿成了一个广泛传播的虚假神话。有人说过，所有逝去的人都可能变成活人任意打扮的玩偶。伟大的斯密也没有逃脱这个魔咒，成了被萨缪尔森任意打扮的玩偶。萨缪尔森编著的《经济学》已经出版18版，误导了全球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人。
萨缪尔森引用“看不见的手”主要是想说明“自利利他”的结论，但亚当·斯密从来没有论证“公众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和谐一致性”，反而用了不少篇幅揭露与谴责私人资本为了私利伤害消费者，损坏社会公众利益，胁迫政府、国会，暴力伤害国会议员等丑行，可见，亚当·斯密的真实目的是要证明私利与公众利益之间的不一致性。
“看不见的手”一词被滥用
斯密在对“人们追逐私利，被‘看不见的手’牵引着常常产生对社会有益的现象”进行反讽的同时，记载和揭露了大量私人追逐利润时，不择手段损人利己，伤害社会公共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矛盾冲突的现象。
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不论在哪一种商业或制造业中，商人的利益在若干方面往往和公众利益不同，有时甚至相反。扩张市场、缩小竞争，无疑会增加一般商人的利益。可是前者虽然往往对于公众有利，后者却总是和公众利益相反——缩小竞争，只会使商人的利润提高到自然的程度以上，而其余市民却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承受不合理的负担。因此，这一阶级所建议的任何新商业法规，都应当十分小心地加以考察。除非小心翼翼地、抱着怀疑的态度做了长期的仔细检查，否则，决不随便采用。因为他们这般人的利益，从来不是和公众利益完全一致。一般地说，他们的利益，在于欺骗公众，甚至在于压迫公众。事实上，公众亦常为他们所欺骗所压迫。”
在比较乡绅与资本家的时候，斯密就指出他们的利益与公众利益的矛盾：“在一切人民中，乡绅与农业家算是最少有卑劣的独占精神的人，这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光荣。大制造厂的企业家，如果发觉附近20里内新建了一个同种类工厂，有时会惊慌起来。……乡绅与农业家，散居国内各地，不易于结合，商人与制造业者却集居于城内，易于结合。他们都沾染城市所盛行的专营同业组合的习气，他们一般取得了违反各城市居民利益的专营特权，自然竭力设法取得违反所有同国人利益的专营特权。保障国内市场独占、限制外国货物输入的方法，似乎就是他们的发明。”
斯密还指出，由于美洲的发现，本来是可以通过自由贸易给各国人民带来利益的，但是欧洲资本家损人利己的蛮横，却“成为若干不幸的国家遭到摧残和破坏的根源”。
西方经济学在论证自由市场经济的合理完美的时候，常常滥用权威来为自己的观点作证。萨缪尔森也不例外，他说：“斯密用几百页的篇幅抨击了政府数不胜数的干预蠢举。不妨回顾一下17世纪那些试图改进其产业的纺织行业的会长。当时城镇行会规定：‘如果纺织者要想用自己发明的方法织布，则应该首先取得行会中四位最年长的商人和四位最年长的纺织者的同意；其次还要经过城镇法官的准许，才可以使用一定数量和一定长度的纱线。’斯密辩驳说，这类约束——无论是由政府规定还是由垄断者提出，也无论是关于生产还是对外贸易——都会限制市场体系的正常运行，并最终损害工人和消费者的利益。”
斯密想要指出的是，阻止技术发明与创新的不是政府，而是中世纪的同业行会。因为需要获得行会中最年长的四位商人和最年长的四位纺织者的同意，纺织者才有可能拿到一定数量的纺线来实践自己发明的织布方法。而最年长的商人和最年长的纺织者，他们恰恰是市场经济中的主角。这个案例证明，阻止技术进步的是市场经济中的主角们自己——一个个的私人。
斯密还揭露和谴责私人为了私利最大化，胁迫政府与伤害国会议员。斯密的确反对政府不当干预对经济造成的伤害，但他是有所指的，他大量反对的是一些大的私人资本出于自私自利胁迫政府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加害不听他们的话的正直的国会议员；此外，斯密还反对他们对自由贸易的严重阻碍与破坏——“不能期望自由贸易在不列颠完全恢复，正如不能期望理想岛或乌托邦在不列颠设立一样。”
斯密还强调：“商业独占增加了某些制造业的人数，他们像一个过于庞大的常备军，不但可以胁迫政府，而且往往可以胁迫立法机关。那些支持加强此种独占权提案的国会议员，不仅可获得理解贸易的佳誉，而且可以在那一个以人数众多和财富庞大而占重要地位的阶级中，受到欢迎与拥护。反之，要是哪个国会议员反对这类提案，要是他有阻止这类提案的权力，那么，即使他被公认是最正直的人，有最高的地位，有最大的社会功绩，恐仍不免被侮辱与诽谤，不免受到人身攻击，而且有时有实际的危险，因为愤怒和失望的独占者，有时会以无理的暴行，加害于他。”
显然，这不是斯密对政府干预的批判，恰恰是对工商大资本家们绑架国会，胁迫政府动用国家权力来实现他们的私利的批判。
私人资本或资本集团出于私利，胁迫政府与国会不当干预经济，这种行为不仅存在于英国，也存在于其他国家。不仅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会如此。
斯密认为，私人资本造成的危害比封建王公造成的危害还大。“国际通商与个人通商一样，原本应该是团结与友谊的保证，现在却成为分裂与仇恨的最大根源。王公大臣们反复无常的野心，对欧洲和平所造成的危害，并不大于商人和众多制造业者狂妄的嫉妒心所造成的危害。
如果没有这类商人和制造业者自私自利的诡辩混淆人们的常识，这亦不会成为什么问题。在这一点上，这类商人和制造业者的利益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正相反。像同业组合内自由人的利益在于阻止国内居民雇用其他人，而只能雇用他们自己一样，这类商人和制造业者的利益在于，自己保有国内市场的独占权。因此，在英国，在欧洲大多数其他国家，对于几乎一切由外国商人输入的商品，都课以异常重税。因此，凡能输入本国，与本国制造品竞争的一切外国制造品，都课以高的关税，或禁止输入。因此，认为贸易差额不利于本国的那些国家，换言之，民族仇恨异常激烈的国家对几乎一切货物的输入都加以异常的限制。”
由于资本的独占垄断，“葡萄牙人独占东印度贸易几乎达100年之久，其他欧洲国家要想把任何货物运到东印度去或从东印度购入任何货物，都须间接经过葡萄牙人之手。上世纪
指17世纪。——编者注初叶，荷兰人开始侵入东印度时，还是把东印度的全部商业交由一家独占公司经营。英国人、法国人、瑞典人和丹麦人随后都仿效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先例。所以，欧洲任何大国都没有享受到对东印度自由贸易的利益。”
斯密继续批判道，资本家们不仅如此独占，而且他们损人利己的卑鄙贪欲还危及国家之间的和平，这种危害不仅比王公大臣的野心危害大，也比政治家们造成的危害大，呼吁“商人和制造业者的独占观念和卑鄙贪欲，虽然无法改正，但至少别去扰乱人民的安宁”。
综上所引可见，亚当·斯密虽然承认个人追逐利润的时候往往会自利利他，同时也指出往往损人利己、危害社会，而且这种危害比王公贵族和政治家们造成的损害还要大。因此，斯密特别反对大资本垄断或操控市场，胁迫政府与国会干预经济，伤害议员。
所以，那些认为斯密完全反对政府干预市场，主张放任自流的自由市场之说，显然是没有根据的。所谓斯密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恰恰是反对少数工商大资本家出于私利胁迫政府进行的干预。
斯密强调国家立法“不为片面利益吵吵嚷嚷的要求所左右”，即不被私利所蛊惑，其意思就是主张国家立法应该坚持公正独立，防止私人资本对国家立法和经济决策的干扰，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
不仅如此，斯密还主张国家通过税收政策、奖励政策等来保护国防等战略产业，以及帆布火药等民用产业。斯密指出，“如果某一种制造业确是国防所必需，那么靠邻国供给这种制造品，未必就是聪明的办法。如果这一种制造业非奖励不能在国内维持，那么对其他一切产业部门课税，来维持这一种制造业，亦未必就是不合理的”。对于英国制造的帆布及火药的输出给予奖励，也许都可以根据这个原理来加以辩护。
萨缪尔森绝笔的修正
晚年的萨缪尔森最终也意识到了自己断章取义的危害，面对“看不见的手”这个神话的破灭，萨缪尔森不得不承认：“在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时间和思考之后，我们逐渐认识到这一学说的适用范围和现实的局限性。我们发现存在着‘市场不灵’，并且市场也不总是产生最有效率的结果。‘市场不灵’的一种情况是垄断以及其他形式的不完全竞争。‘看不见的手’的第二种不灵表现为市场的外溢性或外部性：正面的外部性包括科学发现等，而负面的外溢效果包括环境污染等。”
斯密早就在《国富论》中将个人欺骗与垄断对市场效率的损害写得清清楚楚。不过幸好萨缪尔森在自己的绝笔之作，第18版《经济学》中承认了自己一手缔造的“看不见的手”神话的破灭，并且承认了经济活动中，离不开政府的作用：“关于政府成就和政府失灵的争论再一次提醒我们，合理划分市场和政府的界限是一个长期而持久的课题。在刻画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和民主政府机制干预之间的黄金分割线的问题上，经济学是能够帮助社会的必不可缺的基本工具。一个好的混合经济应当，且必须是有限制的混合经济。那些希望将政府缩减为警察加灯塔的人只能生活在梦幻的世界中。每个有效率并且讲人道的社会都会要求混合经济的两面——市场和政府都同时存在。如果没有市场或没有政府，现代经济运作就孤掌难鸣。”
客观地说，萨缪尔森最后的经济学绝笔终于说出了市场经济的真相：“每个有效率并且讲人道的社会都会要求混合经济的两面——市场和政府都同时存在。如果没有市场或没有政府，现代经济运作就会孤掌难鸣。”
萨缪尔森编著的《经济学》已经出版了18版，误导了全球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人。西方经济学将一个亚当·斯密没有论证的观点，一个公开反对的观点强加给亚当·斯密，然后以讹传讹，误导世人很久，又制造了经济学冤案，如不纠正，就彻底丧失了学术的道德底线。
我最后的结论是：“看不见的手”只是亚当·斯密采用的一个比喻性词汇，不是思想，而且亚当·斯密的本意是讲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不一致，他并不认为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始终会存在一致性。
本文摘自《反误导:一个经济学家的醒悟》
《反误导：一个经济学家的醒悟》系作者对西方经济思想史、发展经济学、货币理论、福利社会理论等深入研究，以及对中国经济宏观调控、微观经济现象常年跟踪观察后，呕心沥血的一本“经济学清本溯源”之作。在书中，作者首先澄清了“亚当·斯密并没见过资本主义”、“‘看不见的手’是反讽”等一般大众因被中国主流经济学舆论渲染后，得出的错误认知；而后，针对认为错误的经济学原理和各国改革经验，进行批判，比如“打败腐败的不是民主，而是福利社会”等；再之后，针对当下全球经济现象进行鞭辟入里、独具一格地分析，得出“自由放任最大的受害者是企业家”等结论；最后，对中国经济学界当下的舆论环境进行辛辣地批评，并得出“知识分子的话语权旁落”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