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清“自由放任”的经济学渊源之后，我认为有必要深究一下：亚当·斯密究竟说没说过应当建立一种“守夜人政府”，有没有说过“最小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或者“政府对市场干预的越少越好”的话？其实，这些理论是奥地利学派提出的，《国富论》中既没有这样的字眼，也没有这方面的意思，甚至连这种暗示都没有。
“守夜人政府”是德国工人运动领袖对政府的嘲讽
“守夜人政府”的最早提出者，我认为是德国的工人运动领袖拉萨尔，此人最先将当时德国自由党所主张的政府戏称为“只履行守夜人或交通警察之类功能的政府”，这才是“守夜人政府”的最初来源。
这一来源，就连奥地利学派的核心人物，哈耶克的老师米塞斯也是承认的，他在《自由与财产》的著名演讲中就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个人可以自由选择任何一种他们想要整合于其中的社会合作结构的活动方式。只要存在着市场交换，就有自发的个人行为。这种体制被称作自由放任主义，正如拉萨尔所说的‘守夜人政府’那样”的说法。因为米塞斯引用了他的说法，导致很多人以为是米塞斯说的，而现在这一主张，几乎成了奥地利学派的核心主张。
“守夜人政府”出自拉萨尔，大家只要在搜索引擎中输入“拉萨尔+守夜人政府”的关键词，就会出现大量的关于拉萨尔“守夜人政府”相关的学术文章，也就是说，可以确定“守夜人政府”出自拉萨尔。
那么，“守夜人政府”最初的出处在哪里呢？1863年2月，拉萨尔发表了“公开信”宣言，他在其中提出工人运动的目标之一就是使国家不再只是一个“守夜人”或警察，而是要积极地参与社会变革，要对工人合作社发放信贷，以逐步实现经济上的社会化。
查阅历史资料，我们就会知道，拉萨尔是德国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担任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始人、联合会主席之职。拉萨尔出身于德国犹太富商家庭，少年时代曾被称为神童，后来投身于革命运动，也曾为马克思所领导的《新莱茵报》工作过。比马克思年轻7岁的拉萨尔极其尊重马克思，在金钱和出版事务上帮助马克思，协助他完成《资本论》的写作。1862年在伦敦对马克思的一次拜访中，拉萨尔还提出了跟马克思合办一家报纸的建议。不过马克思不喜欢拉萨尔过度自负、侈奢放荡的生活方式和浮夸的煽动。
亚当·斯密反对小政府
其实亚当·斯密对政府的主张，更接近今天的“积极政府”或“有为政府”的理论，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明确提出了政府的两个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足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但不论是“富国”还是“裕民”，皆有赖于国民财富的增加。因此，增加国民财富就是斯密经济理论的研究主题。
可见，亚当·斯密对政府增加收入从来就不排斥，而且主张政府应该增加收入，因为政府收入增加了，才能更好地从事公共事务。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四篇中，明确地规定了国家的职能：“第一，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的每个人，使其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这种事业与设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能补偿所费而有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绝不能补偿所费。”
前两项是政府的政治职能，我们不讨论，后面一项则是政府的经济职能，亚当·斯密特别重视政府修建公共工程，认为一国商业的发达，全赖有良好的道路、桥梁、运河、港湾等公共工程。《国富论》一书指出，英国道路未进行修理，有许多地方，重载车辆已不能通行，而在若干地方，甚至骑马旅行也有危险，唯有骡子是安全可靠的运载工具。
亚当·斯密特别推崇中国古代政府将修建公共工程作为官员考核标准的做法，他指出，“在中国、在亚洲其他若干国家，修建公路及维护通航水道这两大任务，都是由行政当局担当。据说，朝廷颁给各省疆吏的训示，总不断训勉努力治河修路；官吏奉行这一部分训示的勤惰如何，就是朝廷决定其黜陟进退的一大标准。所以，在许多国家中，对于这些工程都非常注意，特别是中国。中国的公路，尤其是通航水道，有人说比欧洲著名的水路航道要好得多”。亚当·斯密在称赞中国的同时，也批评了传教士的少见多怪，其实是认为政府本身就应该这么做。
另外，亚当·斯密虽然主张基础设施由受益人付费，但也指出维护公路的通行税不能随便赠予个人，作为个人的收入。因为“运河不加修理，会变得完全不能通航，但公路不加修理，却不会完全不能通行”。因此，收取公路通行税者，尽管可能不去修理这道路，但道路却依然可以给他提供同样多的通行税，这其实就是不能让公路、铁路等公共设施私有化的道理。同时，亚当·斯密还论述了政府办教育的问题。
亚当·斯密和洛克是英国学术传统的两大奠基人，不仅亚当·斯密反对小政府，洛克也反对，在洛克构筑的框架内，整个公民社会的兴衰取决于两点，一个是经济领域间因分配不公而形成的贫富悬殊，二是因少数垄断的出现而导致的透过经济权力对人的自由的控制。可见按照洛克的观点，小政府主义最大的危害就是会导致公民社会的衰落。而这种衰落完全是经济原因，一个是贫富分化，另一个是强势利益集团通过经济力量对其他人自由的控制。这一预测跟现代社会的发展完全相同。
其实，周其仁的《守夜人的经济学说》中也指出：“有好事之徒，将发明小政府、大社会的桂冠，也慷慨地安到了斯密先生的头上……不妨让我们更正一下：斯密从来没有主张过政府‘应该’充当‘守夜人’。斯密对政府应当充当‘守夜人’的伟大思想，半点贡献也没有。”
我的结论是：“守夜人政府”只是工人运动领袖对当时政府的“戏称”，不是亚当·斯密提出的，也不是其他经济学家提出的，不是经济学界的追求，也不能成为经济学界的追求。
本文摘自《反误导:一个经济学家的醒悟》
《反误导：一个经济学家的醒悟》系作者对西方经济思想史、发展经济学、货币理论、福利社会理论等深入研究，以及对中国经济宏观调控、微观经济现象常年跟踪观察后，呕心沥血的一本“经济学清本溯源”之作。在书中，作者首先澄清了“亚当·斯密并没见过资本主义”、“‘看不见的手’是反讽”等一般大众因被中国主流经济学舆论渲染后，得出的错误认知；而后，针对认为错误的经济学原理和各国改革经验，进行批判，比如“打败腐败的不是民主，而是福利社会”等；再之后，针对当下全球经济现象进行鞭辟入里、独具一格地分析，得出“自由放任最大的受害者是企业家”等结论；最后，对中国经济学界当下的舆论环境进行辛辣地批评，并得出“知识分子的话语权旁落”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