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中有个重要的概念是“自由放任”，这是很多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核心主张，而这个核心主张其实是源自中国的，具体来说是从中国传到欧洲的。
在上面小节中，我们分析后的结论是，亚当·斯密的思想并非来自他对工业革命后市场经济的真实感悟。其实，亚当·斯密也并非西方经济学家的鼻祖。西方经济学的鼻祖在法国，是法国的重农学派，这是大部分经济思想史学家都承认的，亚当·斯密的很多经济思想也是从法国继承过来的，他的老师魁奈正是法国重农学派的领袖人物。
魁奈是法国重农学派的领袖，被尊为“欧洲孔子”。他本人也十分崇拜孔子，曾经写过《孔子简史》，儒家的重农思想对魁奈产生过重要影响。1756年，魁奈曾促使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模仿中国古代皇帝，举行了“籍田大礼”。然而，对魁奈影响更大的还是老子的思想。
中国经济思想在西方的传播，是从法国的重农学派开始的，重农学派是西方第一个经济学派别，是西方经济学的真正鼻祖，而之前的重商主义只是一种社会风潮。重农学派提出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在西方经济学中居于主流地位。
马克思也曾指出，亚当·斯密深受重农学派的影响，甚至在他反对重农学派的时候也明确地表现出来。最早提出“自由放任”思想的，并非斯密，而是重农学派。熊彼特也说过，“19世纪自由主义的全部理论武器实际上当然都可以追溯到魁奈那里”。
中国的经济思想能在法国得到发扬，是因为中国的古代文化典籍通过传教士大量进入欧洲。到了17世纪，对中国文化的推崇和对中国商品的消费成为时尚，形成遍及欧洲的“中国热”。“中国热”对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时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魁奈等，都非常崇拜中国文化，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平等观、自由观、博爱观等视为他们建立理想秩序的重要思想来源。霍尔巴赫甚至宣称，法国要想繁荣必须以儒家的道德代替基督教的道德。
伏尔泰则说，“在这个地球上曾有过的最幸福的、并且人们最值得尊敬的时代，那就是人们遵从孔子法规的时代”，“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伏尔泰甚至感慨，在欧洲各国还是森林中的野人的时候，中国人已经能够用完善而明智的制度治理国家。他以不能生活在中国那样的国度为憾。
魁奈将老子的“无为”翻译成“自由放任”
魁奈吸取了老子的“无为”思想，且第一个把“无为”译成“自由放任”，并创立了依赖自然法则的重农经济学。这绝非臆测，而是有完全的历史依据，当时这些人出版著作，发表文章和经济对话的记录都还存在，魁奈在宣扬重农思想时大量引用中国的典籍。魁奈为了显示其论文专集《重农主义，最有利于人类的管理的自然体系》的神圣和权威，居然将出版地点标明为“北京”。不仅是法国人，就连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也有大量关于中国的叙述。
魁奈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至今仍具有极为宝贵的文献价值。首先，在这本书里，“中国”是他用来进一步阐述和鼓吹“自然秩序”的素材。在这里，中国是一个实行自然法的理想国度。该书最后一章，即第八章，题目叫作“中国的法律同作为繁荣政府的基础的自然原则相比较”，在这一章中，魁奈极为精彩和简练地叙述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精神，即遵循自然法、自然秩序的精神。后世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许会在某些细节上超过魁奈，但在核心思想上，至今仍没有人能够超越。
魁奈的这本书，后来被用作一本名为《中国：欧洲的楷模》的书的第二部分内容。而第一部分则是对16世纪、17世纪欧洲崇尚中国运动的一个全景式的描述。不仅如此，中国古典哲学实际上直接影响到了亚当·斯密。在《中国：欧洲的楷模》一书中，作者马弗里克谈道，“孟子有关人的完美性的信条影响到欧洲人，就像他有关仁爱的思想会对亚当·斯密写作《道德情操论》有所启发一样”。为了进一步证明亚当·斯密受到了中国的直接影响，他引用了《道德情操论》中的一段话：“一个人应对所有人的爱不是外在于这个人，而是这个人本身；他的本性使他爱所有的人，这种情感就和他爱自己一样自然。”这是典型的儒家思想。
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直接来源于重农学派
除了魁奈，杜尔哥是重农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按马克思的评价，杜尔哥使重农主义发展到最高峰。杜尔哥的经济学著作《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在经济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它已经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杜尔哥的理论比《国富论》的理论更胜一筹”。
而杜尔哥写作此书，与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有着直接的关系。当时的法国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中国是开明政治的发源地，1763年，有两位留学法国的中国人完成了学业，正准备回国。法国学者都希望这两个人帮助他们了解中国的情况。于是杜尔哥向他们提出了52个经济问题，这就是杜尔哥的《中国问题集》，让他们回国后回答，以帮助法国思想家全面掌握中国的经济情况。
为了让他们能够明白这些问题的意义，杜尔哥又在这些问题前面写了一篇关于社会劳动和财富分配的简略分析，这就是《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的直接起因。杜尔哥提出的问题都与其所掌握的中国经济知识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他是受中国情况的启发，也直接从中国古代文化中汲取了营养。所以研究者都说杜尔哥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书受中国的影响最深，而此书又影响了后来的亚当·斯密。
1764年2月至1766年10月，亚当·斯密进行了为期3年的欧洲大陆游学。他在法国逗留了10个月，期间会见了魁奈、杜尔哥等许多法国著名的思想家。斯密在与这些人的接触中，加深了对经济学的认识，并着手制订《国富论》的写作计划，亚当·斯密以前是研究伦理学的，而其走上研究经济学的道路，完全是受魁奈等法国老师的影响，而《国富论》的很多经济思想都来自法国重农学派。
重农学派是中国思想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一座桥梁，亚当·斯密从重农学派那里继承的思想也对后世影响深远，直到“凯恩斯主义”出现前，一直占据着西方经济学的正统地位。
哈耶克将老子视为思想教父
在西方经济学界，一直就存在研究中国古典思想的传统，哈耶克是奥地利经济学家，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20世纪最重要的自由主义理论家之一，被尊为当代自由经济的鼻祖。但是，鲜有人提及的是，哈耶克奉老子为“思想教父”。
让哈耶克名垂青史的是他的“自发秩序”理论，这一理论的最初来源就是法国的重农学派，重农学派的思想源头是老子。而哈耶克自己也认为老子的《道德经》中，“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两句话，是对“自发秩序”理论最经典的描述。
1966年9月，哈耶克在东京做《自由主义社会秩序诸原则》的演讲，在谈到“自发秩序”理论时，激动地反问道：“难道这一切不正是《老子》第57章的一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吗？”从这里，可以看出老子的“无为思想”对哈耶克的影响是多么大，哈耶克对老子思想的熟悉也已经到了信手拈来的地步。
当代中国不少经济学人都以哈耶克的中国传人自居，他们想用哈耶克埋葬凯恩斯。他们翻译《哈耶克传》，组织哈耶克协会，写文章纪念哈耶克。而哈耶克最崇拜的却是中国的老子，历史及现实就是如此的讽刺。
“自由放任”核心理论早被后人推翻
“自由放任”思想虽然来自中国的老子，但我并不认同这样的思想。经济学界虽然有人仍很推崇“自由放任”思想，但主流学界早已否定了这一观点，经济学教科书也早已不主张“自由放任”。
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任何一种伟大的经济理论都是为解释和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而提出的，其基本假设是以当时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为基础的。一旦环境发生了变化，就不再支持以前的一些基本假设，这套理论便会失效。
毕竟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经过这么多代人的发展，其体系已经相当完善，与当初比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市场失灵理论认为，由于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完全和在公共物品领域，仅仅依靠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无法实现效率的帕累托最优，因此会出现市场失灵。市场失灵就是指市场失去效率，也就是说，当市场配置资源出现低效或无效率时，就出现了市场失灵。现在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对市场失灵有了更新、更深刻的认识。
理清现代经济学的中国起源没有坏处，这至少可以让中国学人不再那么自我矮化。而这一段历史也应该写进中国的历史教材，至少应该写进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教科书。
本文摘自《反误导:一个经济学家的醒悟》
《反误导：一个经济学家的醒悟》系作者对西方经济思想史、发展经济学、货币理论、福利社会理论等深入研究，以及对中国经济宏观调控、微观经济现象常年跟踪观察后，呕心沥血的一本“经济学清本溯源”之作。在书中，作者首先澄清了“亚当·斯密并没见过资本主义”、“‘看不见的手’是反讽”等一般大众因被中国主流经济学舆论渲染后，得出的错误认知；而后，针对认为错误的经济学原理和各国改革经验，进行批判，比如“打败腐败的不是民主，而是福利社会”等；再之后，针对当下全球经济现象进行鞭辟入里、独具一格地分析，得出“自由放任最大的受害者是企业家”等结论；最后，对中国经济学界当下的舆论环境进行辛辣地批评，并得出“知识分子的话语权旁落”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