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潮流，三十年一遽变。目前这次遽变，才刚刚刚开始。
时代是由思想家造就的，但思想家又是由时代选择的。这是思想家的荣耀，也是思想家的悲哀。在当今这个时代，影响最大的是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学家的作用，凯恩斯有过经典描述：“经济学家的思想，不论对与错，都比一般所设想的要更有力量，世界就是由他们统治着。那些实干家们自以为不受这些思想的影响，可是他们无意中已经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情况确实如此，社会的变革往往是从思想界的变革开始的；同样，社会的混乱也是从思想界的混乱开始的。
在写这本书之前，我已经写了很多关于“中国时局”的书，我这些书的共同特点都是“澄清误导我们的错误观念”。但是之前的那些“澄清”更多是对“事实”的澄清，而非对思想“本源”进行澄清；而这本书则是将“澄清”的重点放在了经济学的“思想本源”上，这是与我其他书不同的地方。我写这本书不是站在大家常见的凯恩斯主义的立场上，也不是站在新自由主义的立场上，而是站在整个经济学的立场上，是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对现实的经济问题进行一次“拨乱反正”式的梳理与总结。
提到经济学，很多人不敢问津，但是很多事情其实都与经济政策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包括结婚年龄的大小、孩子是否孝顺、街头犯罪的多寡，离异家庭是否会陷入贫困，甚至包括我们能否收获甜蜜的爱情。
其实作为一名走专业路线的学者，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将经济学的真相告诉大众。但我越来越发现，达到这样的目标实在太难，这并非因为大众缺乏相应的基础知识，也并非因为大众对经济学不感兴趣，而是因为大众早已被各种错误观念误导。而且这些错误观念因为长时间的传播，早已深入人心。
一、建立在几本畅销书基础上的中国主流经济学
不知道什么原因，正统经济学一直无法在中国立稳脚跟，而极端派或边缘派的经济思想却在中国肆意传播。其实在本书上市之前，正好有一篇张维迎先生写的名为《反思经济学》的文章开始流传，这是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张维迎先生表示，西方主流经济学一直是宣扬市场失灵的，他反对这样的观点，认为不存在市场失灵，又提出西方经济学中的外部效应、信息不对称、垄断等理论都站不住脚，因此需要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反思。我们先姑且不论张维迎先生的这些观点是否正确，而仅仅是这一“反思”就足以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这相当于他承认，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所谓的主流经济学一直在误导我们。
其实这种状况我已多次指出：西方主流经济学根本就不相信市场经济，而是承认市场是失灵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研究市场缺陷的理论要远远多于研究市场有效性的理论。特别是近三十年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市场失灵的研究理论层出不穷。
客观地说，近三十年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思想基本上就是建立在哈耶克、弗里德曼和罗斯巴德的几本“畅销书”之上，这几本书的名字叫《通往奴役之路》、《自由选择》、《美国大萧条》。目前，中国主流经济学舆论中所宣扬的思想，基本上都可以从这几本书中找到出处。
哈耶克和弗里德曼虽然在近三十年大受追捧，但他们的立场并不代表主流经济学，因为哈耶克从来就没有得到过主流经济学家的认可，一直处于边缘状态；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实验也早就惨败，在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时代就已经被废弃不用。另外，他们的书，如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严格来说根本不是经济学著作，而是社会学著作；而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也仅仅是普通畅销书，严格说来，根本算不上学术著作，其内容大部分都相对粗糙，而且不合逻辑之处比比皆是。
更该指出的是，这几本畅销书也不能代表作者的全部思想，比如弗里德曼以研究货币主义著称，但是弗里德曼的中国拥趸们几乎从来不提他的货币思想，更不会指出美国现在执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其实就是弗里德曼的发明。哈耶克、弗里德曼这些人的思想基本上都是边缘的、错误的。遗憾的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者们在看了几本畅销书后就迅速奉其思想为圭臬，与其他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脱轨。
二、从经济思想史的纵深角度看中国
在这本书写成之后，我将书稿发给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里研究经济思想史比较权威的朋友看，他惊叹于我对经济思想史的熟稔程度。其实，经济学与其他学科不同，经济学思想大部分都在经济思想史中，而大家常用的经济学教材大部分只是公式模型，也很少见到思想。其实，中外真正的经济学“大家”都是对经济思想史非常熟悉的，只是中国目前尚缺乏这样的氛围而已。
现在，中国太需要从“经济思想”、“经济学脉”的角度来考虑发展战略问题了，后世的经济学者总是以讹传讹地继承前人的错误思想。更可悲的是，他们继承的也不过是几个名词而已，而非前人的思想体系。如果不彻底了解这些错误，就会产生误解，甚至是误导。当然，中国真正“懂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并不在少数，只是他们很多人籍籍无名。当然，这也和中国经济学界的阶层固化有关系。
作为一本立足于从经济学的“思想”、“学脉”的角度，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著作，这本书会颠覆很多你以前接受的所谓的“常识”。比如亚当·斯密一直被称为现代资本主义之父，但考证历史你就会发现，斯密并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时代。亚当·斯密写作《国富论》的时候，工业革命并没有发生，所以他并没有见过火车，而是仍然生活在马车时代——货物交流的范围很小。至于工业革命爆发后，人类社会频繁出现的经济危机，亚当·斯密就更是没有见过了。这些都是人们引用亚当·斯密的理论时必须考虑的前提，不考虑这些就会犯错误。
另外，经济学虽然纷繁复杂，但真正“进入寻常百姓家”的也只是几个经典的词汇、概念。不幸的是，整个中国社会的主流经济学思考或讨论，就是被这样几个“词汇”、“概念”统治着。而这些“词汇”、“概念”一旦出现误导，就会出现社会的整体性非理性。
目前，社会上被普遍接受的经济学概念中，又当属“自由放任”、“看不见的手”、“守夜人政府”、“自然秩序”几个概念最为流行。可惜，人们对这几个概念的“字面理解”，和创造它们的大师们的本意，是完全不符的。
比如“自由放任”常常被从字面上理解为“政府将一切经济事务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要在经济事务中扮演任何角色”。但考证经济史就会发现，这并不符合经济学家的本意。经济学中“自由放任”一说的提出者是法国的重农经济学派，它也是人类第一个经济学派，是西方经济学的鼻祖。
法国重农经济学派提出“自由放任”时，只强调政府对当时处于社会从属地位的工商业（也就是小商小贩）进行自由放任，而对于当时处于“实体经济”地位的农业不但不能让其自由放任，而且还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他们认为“流通领域不创造财富，生产部门才真正创造财富”。但后人在继承“自由放任”这一经济学概念时，就将重农经济学派的“局部放任”误解成了“全部放任”，完全背离了提出者的意思。这一点在本书中有详细的介绍。
关于另外一个概念——“看不见的手”，我们也存在很多误解。“看不见的手”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只出现了一次，而且是作为“比喻”词汇，并非经济思想。而且在书中，亚当·斯密是用它来“反讽”那些反国际贸易人士的，不具有任何认同含义。
另外，我们熟悉的关于“守夜人政府”的概念也存在理解错误，而且错得更离谱。虽然“自由放任”、“看不见的手”这些概念遭到误解，但毕竟是来自经济学大师们的经典文献，而“守夜人政府”这一概念根本就不是来自经济学文献的，也不是经济学家的发明，而是19世纪社会主义者对当时资产阶级政府的一种“嘲讽”。但流行起来后，竟然被一些经济学家当作经济学概念来引用。中国一些经济学家所认为的“守夜人政府”乃“典出亚当·斯密”是毫无历史依据的。
近三十年，世界流行的“小政府主义”思潮，往往将源头追溯到亚当·斯密、洛克等学者身上。而仔细考证起来，亚当·斯密和洛克也不是什么“小政府主义者”，其思想更接近于现在的“大政府主义”。如果你认真阅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会惊讶地发现：亚当·斯密从来没有论证“公众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和谐一致性”，也没说过“最小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或者“政府对市场干预越少越好”之类的话，反而用了不少篇幅揭露与谴责私人资本为了私利伤害消费者，损坏社会公众利益，胁迫政府、国会，暴力伤害国会议员等丑行。
亚当·斯密实际上一直为政府争取更多的职能。比如他主张将“拥有军队”、“建设公共工程”、“公共裁判”等相应的职能大胆地交给政府，并且用文明社会和野蛮时代的政府职能差异进行对比，说明政府职能的增强是文明社会的标志。比如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论述“常备军问题时”，曾有一段非常精辟的分析：“有共和主义思想的人，往往担心常备军会危及自由。不过，一国的军权如握在君主手里，君主有了常备军护持，他就自以为安全了，无需再像近代一些国家所行的那样，监视各市民的细微行动，时时疑忌市民扰乱和平。或如果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纷扰，也有可能不到几小时就掀起大的骚乱。那么为防微杜渐起见，政府就不得不使用权力，来镇压一切对自己表示的不平不满。反之，一国君主如果感到，支持自己的不但有可靠的贵族，还有精练的常备军，那么就是最粗暴、最无稽、最放肆的抗议，也不至于引起他的不安。他可以平心静气地宽恕这抗议，或搁置不问。并且，君主既意识到了自己地位的稳固，就会自然而然地倾向于这样做。所以，接近于放肆的自由，只有在君主有精练的常备军保障的国家，才可见到；亦只有在这种国家，才无需为公共安全而赋予君主压抑任何放肆的自由的绝对权力。”
从亚当·斯密的这段分析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共和制国家反而可能比君主制国家更容易“使用权力，来镇压一切对自己表示的不平不满”。而现实中，这种镇压早已不存在，共和制国家特别强调法治，而且制定了多如牛毛的法律法规，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小的纷扰演变成骚乱。但这些法律也导致了人民的不自由，甚至很多法律细致到了让人难以理解的地步。比如，美国竟有46个州禁止百姓在阳台晾衣服；美国宾西法尼亚州法律规定，不得在浴室唱歌；加州安大略市一条订于1930年的法律条文规定，禁止公鸡在不该鸣叫的时候乱鸣叫，否则主人将吃官司或被罚款；加利福尼亚和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都有一条古怪的法律，规定如果没有合法的捕鼠执照，使用老鼠夹逮老鼠也属非法行为。我们从中可窥见，共和制国家对人民限制之一斑。
而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到的“公民社会”概念，和我们中国市面上流行的定义完全不同。洛克说的公民社会是“政治社会”，是指有政府管理的社会，没有政府的社会被洛克称为“自然状态”，这种状态自由但是野蛮，会产生出不平等和违背社会正义的事情来，社会秩序也必然会受到极大的侵害。洛克强调，人们在自然状态下是不能够享有充分“完备”的自由的，因为当私人财产经常受到他人的干扰、威胁甚至侵犯时，人们对自由和其财产的享有意义，就显得那样的苍白和不稳固。如果有人在自然状态中可以惩罚他人所犯的任何罪恶，那么人人就都可以这样做。
自然状态有着不可克服的缺陷，它已然是一种弱肉强食的生存境况。在这一状态中，道德和良心是控制人们行为的唯一防线。如果人们的人际交往失去道德约束，无序状态随之而来，那么只有暴力才会产生权力。所以，单纯依靠道德、良知和“自我立法”的结果，可能是使社会和个人都遭受更大的灾难。人们必须走出这样的自然状态，进入到一种能够拥有正确裁判权力的社会状态中来，而这就是“政治社会”，也就是政府的来源。
将自由主义追溯到亚当·斯密和洛克的始作俑者是“新古典自由主义者”们，他们这么做其实是“托古改制”，和中国清末康有为将自己的“西化革新”思想追溯到孔子那里没什么区别。这些“笑谈”不仅中国有，美国也有。比如在里根就任美国总统时期，为了降低改革的压力，就曾要求他手下的执政团队，以及经济学家们设计并佩戴印有亚当·斯密肖像的领带。
其实，我们如果再做更深入一步的考察就会发现，在经济思想史上，研究国际贸易的学者绝大部分都是大政府主义者，包括英国的亚当·斯密、德国的李斯特、美国的克鲁格曼，以及中国的林毅夫等，因为一个国家要想在国际贸易中占据强势地位，就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或干预。特别要强调的是，“自由贸易”和“自由主义”中的“自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含义，亚当·斯密赞同自由贸易，但并不支持自由主义。
如此说来，哈耶克主义者频繁引用的“自然秩序”其实是对前人的误解。在经济学中，“自然秩序”的本意是“符合自然规律的社会秩序”，最初来自法国重农经济学家的研究，其强调的是“研究经济规律，遵循经济规律”，丝毫不包含自由主义的成分。而到了后世的奥地利学派那里，就成了“尊重自由、自发形成的秩序”，完全变成了另外的意思。
总之，“自由放任”、“看不见的手”、“守夜人政府”、“自然秩序”这些流传最广的经济学概念，没有一个是被人们正确理解的。它们现在的传播含义，都不符合经济学历史上大师们的初衷，这在本书中有详细的介绍。
目前的中国主流经济舆论，不仅对古典经济理念存在误解，对近代经济理念同样存在着误解。比如对科斯、弗里德曼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成名的经济学家的学术理念，也存在着普遍的误解。这方面，我在书中的考证也有很多。比如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科斯其实一直是一个社会主义倾向的学者，他本人只赞同产权清晰，而非私有化，而且一直看好中国；货币学派的创始人弗里德曼并不赞同货币紧缩，相反却是“量化宽松”的发明者，西方经济学家虽然也反对政府，但他们反对政府的理由却与中国的一些学者一致。比如经济学不是研究资源配置的学问，而是研究经济规律的学问等。
三、世界新两大阵营的三十年竞争
冷战结束之后的世界，看似被自由主义一统天下，这其实只是表象。实际上，世界还可以分为“大政府”和“小政府”两大阵营。实现“大政府”的国家包括北欧五国、德国、中国、法国、奥地利、荷兰，以及新加坡等，实行“小政府”的国家有英国、美国、日本、拉美、东南亚部分国家、解体初期的俄罗斯及东欧国家。这两大阵营的人口相当，大概各有20亿人。实行“大政府”的国家基本上都形成了经济稳定增长、低负债、低失业、社会福利不断改善、中产阶级不断壮大的经济局面；而“小政府”国家则出现了经济动荡、高负债、人民生活倒退等情况。前者以实行社会主义的中国和实行莱茵兰资本主义模式的国家为主，而后者大多奉行或实践过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模式。
两大阵营的竞争同样极为精彩，其精彩的程度，超过了二战之前及冷战时期的大国对抗。而这三十年竞争的结局一言以蔽之，就是坚持“高福利”、“有为政府”的国家都胜利了，而那些实行“去福利化”和“小政府”的国家则遭遇了全面性的失败。
在这三十年中，实行“大政府”的北欧国家从以打渔、捕猎为主的经济体，攀登上了人类文明的巅峰，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最自由的国家；实行“社会市场经济”，而非“自由市场经济”的德国成为了欧洲的新盟主。
与此同时，实行“小政府”的国家中，英国在遭遇了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之后，仅出现了三个月的繁荣，然后就是长达三十年的沉沦。时至今日，英国成为了一个对国际贸易无足轻重的国家。另外，英国包括汽车在内的众多核心产业均被外资控制，英国在治好了“英国病”的同时，却染上了更严重的“拉美病”。美国虽然出现了克林顿时期的“新经济繁荣”，但也不得不面对“里根—小布什”巫毒经济学的危害。还有那些经历了自由化危机的经济体，比如日本、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俄罗斯、东欧国家等，其经济至今也没有什么起色。这“新两大阵营”的“新三十年竞争”，至少可以带给我们以下三方面的经验教训：
1.高福利国家全面胜出。大家可能经常被灌输这样一个印象：在高福利国家，人是懒的，经济是低效的，国家是贫困的。但事实上，这些说法都是错的。大家只要看一看“世界各国人均GDP”排行榜，就会惊奇地发现，世界各国的人均GDP排名几乎就是各国的社会福利程度排名。排在最前面的国家几乎都是福利水平最高的国家，越往后面的国家，社会福利水平越低，经济发展水平也越差。因此，“高福利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是全面胜出的。我们也可以以具体的板块来看，在欧美地区，北欧是高福利国家，北欧的经济发展水平就远远高于西欧和北美；在亚洲四小龙中，新加坡的福利水平高于中国香港，中国香港的福利水平高于中国台湾和韩国，而与之对应的也是新加坡的人均GDP是最高的，中国香港次之，韩国和中国台湾最差。
2.国企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差。在全世界范围内，国企优于私企绝非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象。我们以汽车产业为例。在德国，国有的大众汽车的业绩要远远好于奔驰和奥迪；在法国，国有的雷诺汽车业绩要远远好于私有的标志、雪铁龙，作为国企的雷诺还收购了日本的私人车企日产汽车，而作为私企的标志、雪铁龙汽车，近年来则是亏损连连，更是被中国的国企东风汽车收购了50%的股份；在英国，汽车行业是私有化最彻底的，但也是败的最惨的，宾利、劳斯莱斯、阿斯顿·马丁、Mini、路虎、捷豹、莲花汽车……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些大名鼎鼎的名字，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汽车产业来说，这简直就是“梦幻之队”。但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她对英国的汽车行业进行了私有化改革，但这些车企的命运并不是复兴，而是不断地被分拆、转卖、再分拆、再转卖。那些大名鼎鼎的英国汽车品牌，在一个又一个新主人手中漂泊，如宾利被大众收购，Mini和劳斯莱斯归宝马所有，捷豹和路虎被印度塔塔收购，MG汽车被中国上汽、南汽收购。对于通常为国家经济支柱的汽车产业来说，没有比这个更悲惨的结果了——英国的百年老店都归到了外国巨头旗下，再也没有什么英国可自豪的民族汽车工业了。
在铁路领域，法铁是国有的，德铁、英铁、美铁都是私有的。英铁私有化之后，出现了安全事故不断的丑闻，而德国联邦铁路公司(DB)私有化后，则被指“只让有钱人坐火车”，而近乎疯狂地信奉社会福利和人人平等的法国，到现在还保持着铁路的国有，并且运营得还不错。2010年欧洲民调结果显示，在德、法、意、西四国中，法铁受法国人的喜爱程度最高，对法铁有好感的法国人占到受访人群的66%；但在德国，只有41%的受访德国人表示“对德铁有好印象”。
另外，德国私有的高铁曾在1998年发生过重大事故，而法国国有的高铁则是以“30年零事故”闻名世界；在奉行私有主义的英国和美国，至今还没有一条高铁，而且它们的普通铁路速度也非常慢，英国铁路的时速只有80公里。
在核电领域，法国和中国的核电都是国有的，而且以技术新、效率高著称于世。而德国和日本的核电是私有的，日本私人核电站发生了福岛核泄漏，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德国的私人核电也是隐患重重，改造不利。总之，根据欧美国家的经验，在汽车、铁路、高速铁路、核电等领域，国企的表现都全面优于私企。
3.减税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在本轮经济危机中，很多国家都陷入了债务危机，而关于债务危机的成因却是谎话连连。西方的保守派媒体一直宣传，债务危机的根源是因为高福利，但他们的这一谎言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如果债务危机是由高福利引发的话，那么债务危机最应该发生在德国、新加坡等世界上福利最高的国家。但事实是，这些高福利国家大多完好无损，相反，那些陷入危机的大多是低福利国家，比如美国、日本、南欧国家等，其实，对于债务危机，一直有个大家心知肚明，但欧美国家却难以启齿的的根源——减税。政府一减税，收入就会减少，当然会出现债务危机。当前发生债务危机最严重的国家，基本都是近三十年实行了“大减税”的国家，而非真正的高福利国家，比如美国（巴菲特每年缴纳的税收还不如他的秘书）。所以，这些国家发生债务危机并不稀奇。
四、衡量文明的尺度
我们确实痛恨傲慢的官员、贪婪的恶吏、层层的政府审批，但这些并不能成为批判“大政府”并接受“自由放任”的理由。因为这一切罪恶都源于官员自身的贪婪，包括过多的审批，这也是为了让官员更好地寻租。但根据我的研究，官员的贪婪、腐败问题并不会因自由民主的分权制衡和全民普选而消失，相反，会变得更加剧烈。当前的印度和菲律宾等国家就是案例，如果官员在竞选时送你一台电视机，他肯定会在当选后，通过腐败得到两台电视机。真正消灭腐败的是福利社会，建成福利社会之后，官员就有了保障，他们也将不再贪婪；对于政府审批过多的抱怨，基本来自企业家，因为公民极少与政府打交道，而这些问题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达，以及公民意识的觉醒，完全可以很快得到纠正。
当然，很多人并不否认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的优势，但他们会拿中国官员的腐败问题说事。其实，这一点我也早有研究，结论是“打败腐败的不是自由民主，而是福利社会建设”，这一观点我在其他的著作和文章中都曾多次提及。
我们可以通过横向和纵向的对比，说明这一点。从横向看，我们可以将民主国家分为“有福利的民主国家”和“没有福利的民主国家”。“有福利的民主国家”如欧洲、北美等；“没有福利的民主国家”如印度、菲律宾等。如果说“民主可以打败腐败”的话，那么所有民主国家的政府都应该是清廉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印度和菲律宾这些所谓的民主国家仍然是高度的腐败。
因此，民主与减少腐败之间没有任何直接关联，打败腐败的其实是福利社会。只有建立福利社会，我们才能真正打败腐败。大家看到欧美政府清廉，其实是福利社会导致的，而不是自由、民主。实现了福利社会的国家，几乎都消灭了腐败，没有例外。这一点我们也可以通过纵向的对比进行分析。欧美国家政府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实现了清廉，距今也仅仅三十多年的时间，而它们的民主和分权制衡制度已经建立了200多年。为什么他们用200多年的时间都没有打败腐败，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消灭了腐败呢？因为这些国家的福利社会建设是从战后才开始的。
现代社会实行所谓的“小政府”根本就不可能，因为社会越发展，文明程度越高，需要的公共服务就越多。政府提供过量服务的情况已经基本不可能存在，现在绝大部分国家都面临着政府公共服务不足的问题。因此政府提供服务的多少，就是一个衡量一国文明程度的“标尺”。
现代社会中，汽车在增加，公路就需要增加；垃圾越来越多，清洁工就需要增加；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保障、防范社会风险的机制就必须越来越完善。如果后者无法成比例地和前者同步增加，就必然会造成社会的紊乱。新制度经济学将这种矛盾总结为：“私人富足和公共污秽”。
在GDP高速增长、私人财富剧烈膨胀的年代，公共服务也应该成比例地增长，但在减税的民粹思潮影响下，教育、环境、交通等公共福利被关注的程度却越来越少。现代人类还远没有从公共服务的应用中获得愉快，甚至所提供的服务远没有使我们免于烦恼。“我们拥有昂贵的电视机，但学校却破败不堪；我们拥有清洁的私人住房，但街道却肮脏混乱。”我们将精力集中于汽车，却忽略了学校和公园，这不是通情达理的做法。
由于没有很好地扩充公共服务，我们失去了本该享有的机会，所以我们应该在民众中树立起“公共产品”的概念。政府支出不是为公务员开工资，公共开支养活的最大的两个群体其实是“教师”和“清洁工”。现代民众接受教育越来越高，教师就得增加；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清洁工就得越来越多，而这两个财政供养的最大群体，显然不属于我们平时常说的公务员范畴。
除公务员、教师、市政清洁等常规支出外，一国的财政收入还主要用于扶持新兴产业、社会福利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如果削减的话，也只能在这三个方面想办法，但削减一般会导致三大危害：新兴产业得不到扶持，经济发展没有后劲；贫富分化严重，穷人无钱消费，最终全社会消费不足，产能过剩；财富全部集中在富人手里，投机横行，经济泡沫严重，最终爆发金融危机。
如此看来，宣扬减税的基本都是骗子。减税政策额被称为“巫毒经济学”，是因为尽管减税对社会和经济不利，但是民众仍然像着了魔一样对它给予英雄般的欢呼。所谓的“巫毒经济学”，主要是指起源于里根时代的“减税+赤字+借债”的经济政策，而当前美国遭遇的债务危机、财政悬崖等一系列问题都来源于此。
政府做的事情基本上都是个人和企业做起来，效益不如政府做的好的，这就是政府的优势，是分工的优势，因为政府也是市场的主体之一。
总之，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是“政府越来越大，社会的文明程度越来越高”，“大政府”并非自由的损害者，它其实是自由的保护者，只有政府才能为人们提供更多的“自由”。看现实我们也会发现，政府职能越多的国家，文明程度越高，经济发展得越好，公民的素质也越高。比如北欧五国、德国、法国等都是典型的“大政府”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大部分都发展得很好。比如，北欧国家以高福利、“大政府”著称，也一直是世界上人均GDP最高的地区，还是世界上人均跨国公司拥有量最多的地区，以及世界上最自由的地区；德国以“社会国”宪政模式和“社会市场”经济闻名，也是欧美发达国家中唯一在经济危机中仍然充满活力的国家；法国以拥有世界最高税负水平闻名，但大家不知道的是，在2010年之前法国是英法德欧洲三大国中人均GDP最高的国家，只是这两年才失去了第一的宝座。
再看美国、日本、英国这些近年来奉行“小政府”原则的国家，它们并没有让公民获得更多的自由，也没有创造更高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更没有降低政府的债务。相反，它们的现状是，比之前更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更高的政府债务。
“大政府”国家如此成功，而“小政府”国家如此失败，原因何在？我们不要总看政府从我们这里拿走了什么，我们还要看政府为我们提供了什么。“大政府”国家往往拥有更高的经济管理水平，可以保障公民和企业免受经济危机的侵害。“大政府”体制下的高生活福利可以减轻家庭的生活负担，让家庭享有更大的财务自由和生活休闲的空间；完善的教育、医疗保障体系可以让国民拥有更健康的体魄，更高的文化素质，这些最终都会为企业创造更大的效益；大量的基础设施投入，可以让公民更便捷地出行，可以让企业家的产品迅速运达市场，在瞬息万变的商业竞争中占得先机；高科研投入可以让国家永远保持创新的活力；高税收可以让高收入者负起更大的社会责任，以实现社会收入与社会索取的平衡。
而在“小政府”国家里，基础设施受损了也没钱进行修缮，经济效率因此无法提高；富人的子女可以上昂贵的私立学校，而穷人家的孩子或是提前辍学，或是一入学就背负起巨大的学费贷款，以致企业缺乏足够的人才；减税的收益都进入了富人的腰包，而穷人得到的只是更低的社会保障，更糟糕的健康状况，更差的社会治安，以及更短的社会平均寿命；自由放任的经济管理方式，更是无法避免平均七八年即爆发一次的经济危机，企业家和个人好不容易积攒的财富，几乎全部在经济危机的周期震荡中损失殆尽。“小政府”这种与人类文明发展相悖的发展模式，怎么会有希望呢？这种发展模式又怎么能创造更高的经济增长，以及更大的公民自由？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区分政府、国家和官员这三个概念。政府不等同于国家，也不等同于官员，我们每个人都本能地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是不能因为不喜欢一些官员，就否定了政府的存在意义。
五、世界大潮流又在变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介绍其名著《自由选择》时说：“我们充满了乐观主义情怀，将本书最后一章的标题定为‘潮流在转变’。当时我们认为，人们普遍的信念正在从信仰集体主义，转向信仰个人主义和私人市场机制。但我们未敢奢望，这一潮流转变得如此迅猛。”
弗里德曼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实验，其发展潮流确实很凶猛，但这背后并非经济学家的力量，也并非经济思想的力量，而是美国国家的力量。弗里德曼在中国、拉美等地区上演的新自由主义实验基本上全部惨败，这其中就包括中国1988年推行的“价格闯关”改革。
弗里德曼在离世前，还在美国做了一件足以让其钉在耻辱柱上的事情，那就是借卡特琳娜飓风袭击美国之机，将新奥尔良地区的学校全部私有化。与海堤修护和电力网恢复的迟缓对比，新奥尔良的“学校交易”进行得有如军事行动般快速。在19个月内，当新奥尔良大部分的贫困居民仍在流浪时，这个城市的公立学校体系已几乎全被私人经营的学校取代，并导致4700名教师遭到解雇。其中部分年轻教师被以较低的工资重新雇用，大部分人则没有这么幸运。
但弗里德曼意料不到的是，另一股潮流也同样来得迅猛。就在他私有化新奥尔良的学校一年之后，美国就爆发了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的教条在危机中，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现在，人们考虑更多的是如何重建社会平等和恢复政府威信。
当然，这股潮流目前还没有冲击到中国。但是中国的发展从来没有离开过世界的主流，我们相信在世界大潮流面前，中国也会改变，而且这种转变不能完全靠等待和“进口”。我们需要属于中国的创新，要做世界潮流的引领者。我的研究和写作也是以这样的世界形势为出发点的。
以往大师的研究成果固然值得尊重，但大师也有时代局限性，我们不能指望所有问题都可以在大师们以往的研究中找到答案，而且大师们也有未知的领域，这需要我们继续进行研究。因此，我在对社会上的常见谬误进行批判和澄清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前人未提过的思想主张：比如经过研究，我发现西方发达国家打败腐败靠的不是自由民主，而是二战后建设起的福利国家制度；福利社会的本质不仅是一种财富分配机制，更是一种财富规划机制；慈善的主体从来不是富人，而是中产阶层；真正的企业家并不相信自由放任，政府干预才更符合他们的利益；和平时期的通胀并非货币现象，而是经济增长现象，“通胀感”不仅来自于物价升高，更来自于“生存方式变贵”；聪明的投资者更容易投资失败；中国经济治理的逻辑并非凯恩斯主义，而是“实事求是”等。这些在书中都有详细的叙述，在序言中，我不再赘言。
另外，我还有几个成体系的经济思想，分别是“平衡经济学原理”、“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理论、“精准调控”理论。“平衡经济学原理”是从产品供给的角度，揭示市场经济内部的不平衡问题，以及如何才能实现平衡；“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理论则是在当前人类面临生存成本不断提高的状况下，提出的一种解决方案，是福利社会的补充方案；“精准调控”理论则是为政府调控经济提供理论支持，其中最重要的是，变现在的“宏观调控”为“微观调控”。限于本书篇幅，出版社建议不附录在本书中，而是另行出版。
希望我的这些研究可以革新当下中国人思考经济、社会问题的方法与思路。特别是我们必须为推进福利建设扫清道路，为政府科学正确的经济服务提供理论支持，而这两样都是建立现代文明社会的前提。舍此之后追求所谓的文明社会，都是带有欺骗性的，也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回到现实，世界大潮流是无法阻挡的，而目前这一轮最新的大潮流才刚刚展开，至少还要持续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在这一大潮流下，人类文明会重新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我们对此要有信心，中国的学者们也应该认识到这一潮流，并积极地参与其中。
高连奎
2014年6月于北京
本文摘自《反误导:一个经济学家的醒悟》
《反误导：一个经济学家的醒悟》系作者对西方经济思想史、发展经济学、货币理论、福利社会理论等深入研究，以及对中国经济宏观调控、微观经济现象常年跟踪观察后，呕心沥血的一本“经济学清本溯源”之作。在书中，作者首先澄清了“亚当·斯密并没见过资本主义”、“‘看不见的手’是反讽”等一般大众因被中国主流经济学舆论渲染后，得出的错误认知；而后，针对认为错误的经济学原理和各国改革经验，进行批判，比如“打败腐败的不是民主，而是福利社会”等；再之后，针对当下全球经济现象进行鞭辟入里、独具一格地分析，得出“自由放任最大的受害者是企业家”等结论；最后，对中国经济学界当下的舆论环境进行辛辣地批评，并得出“知识分子的话语权旁落”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