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不过是一群中下级武士掌控的地方强藩，因为不满武士“半失业”和社会地位的急剧下降而揭竿而起的政变。
最初的明治政府，不过是一个新的武士政权，取代了腐朽的将军幕府。所谓民主宪政不过是一件外套，军国主义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那么，当时的中国是什么主义呢？是“文国主义”。即，庞大的文官系统实际控制国家权力，军人不过是附庸，处于从属地位。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军人造反的担心从来没有放下过。中国“文国主义”的根基，是4亿超级人口大国基因。
清军一直实行佣兵制度，官兵服役大多是为了获得军饷、维持生计，因此将士逐渐失去实战能力。大多数士卒、兵、勇来自贫困人家，从军成为穷人躲避饥饿、解决温饱的一种特殊“职业”。佣兵制度下的军队没有明确的服役年限，军中老年、壮年、青年人混杂，士兵的年龄和经验参差不齐，还可以父子相传，故难以承担相同的军事任务。在长期和平的环境下，军队中滋生各种不良风气。自光绪三十年（1905年），清军才吸取清日甲午战争失败的教训，仿照外国兵制进行军制改革，分为“常备兵”、“续备兵”、“后备兵”三种兵役的清国式兵役制度，但实际上仍然沿袭饷银佣兵制。
日本的情况相反，1882年（明治十五年、光绪八年）8月，山县有朋提出以“烟草增税”扩充军备，9月岩仓具视以大清国为假想敌、增税扩充海军，12月提出了总额5952万日元的扩军八年计划。其中：陆军1200万日元；军舰4200万日元；炮台552万日元。三年内陆军兵力扩增1倍，海军建造四十八艘军舰。而该年度的日本政府一般预算岁出只有7348万日元。翌年1883年（明治16年）军费预算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提高到20%以上，《扩军八年计划》完成后的1892年度（明治25年）该比例提高到高峰期的31%。
1892年8月，俄国开始在远东的海参崴建设军港，11月俄国太平洋舰队访问日本炫耀武力，给新成立的伊藤内阁极大刺激。伊藤接受了海军的扩张计划，追加建造10万吨规模的军舰，议会支持伊藤顺利通过了年度预算。
明治天皇率先从宫内经费中下赐“御内帑金”，全国有志者在天皇恩惠感召下纷纷响应追随，支援国家海防建设，总计捐献海防金230万日元。明治二十年（1887年）至明治二十五年（1892年），全国各要塞装备的海防火炮总数达212门，几乎全部是由大阪炮兵工厂用献纳金制造的大炮（除两门大炮从外国购入外），大炮尾部刻 “献纳”标识以示敬意，并授予献金者 “黄绶褒奖章”予以表彰。清日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收到“捐献金”和“寄赠物”、恤兵部接受的献金总额2209770圆70钱5厘，献纳人数2164686人，寄赠物品估价708634圆33钱6厘，寄赠人数949128人。另有外国人34人捐赠了879圆62钱5厘。
本文摘自《日出日落》
120年前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把日本推上了军国主义和对外扩张的不归路，当时的日本如旭日东升，中国则一步步夕阳日下。
120年后的今天，中国连续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从2002年起GDP总量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而日本经济却步履阑珊、踏步不前。世界经济格局的版图，将为之改写。
不论日本还是中国，在人种、文化、传统、习俗、哲学、宗教等几乎所有方面，都没有任何根本的改变。喜鹊还是喜鹊；凤凰还是凤凰。那么，在120年中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力消长，怎么会如此天地翻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