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当事人有了经济自由，就一定按照比较优势专业化生产吗？当事人为什么要按照比较优势专业化生产呢？又是根据什么来判断自己比较优势之所在的呢？
并不是当事人有了经济自由就一定会按照比较优势专业化生产。当事人之所以按照比较优势专业化生产，完全是出于盈利赚钱的目的，完全是因为私有产权所提供的激励。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如果人们有自由选择的权利，相信绝大多数要选择当官从政。事实上，各行各业，业务做得突出的个人，我们常常要对其挂个一官半职以示嘉奖。但在美国却不是这样的。当年很多人劝艾科卡竞选总统，他却安于经营他的克莱斯勒；弗里德曼学术上十分厉害，但他不是系主任。
也不是有了经济自由，当事人就一定有了判断比较优势的依据。当事人是根据市价来判断自己比较优势之所在的，也只能根据市价来判断自己比较优势之所在。比较优势可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比较优势是与别人相比较而决定的。
一般经济学课本都隐含着私有产权的存在，但却没有明确提及产权的重要性。我们可以肯定，若是没有私有产权，就没有激励去按照比较优势专业化生产；若是没有私有产权，就不可能有自由市场，也就不可能有市价；缺乏了市价这个重要讯息，要专业化又凭什么准则选择呢？
没有产权及其相关的约束，自由不但不能带来按比较优势的专业化，甚至可能是灾难性的。不说什么别的，还是“孩子们争抢李子的故事”这个例子。李子的价值，在边际上就会被劳力或血汗的代价所抵消；一份珍贵的资产，在竞争下其价值就烟消云散了。
没有产权及其相关的约束，自由很可能带来的是租值消散的非生产性竞争，而不是租值增值的生产性竞争。但这些非生产性的竞争对社会什么好处也没有，全然是浪费。
所以，产权及其相关的约束是极其重要的。
要么，资产被界定为私有，如前面所述，在这样的制度下，是没有浪费产生的，还可以获得比较利益（按比较优势专业化生产所带来的净增值）。有了私有产权的激励，有了自主签订合约进行交易的自由，交易费用又不是太高，那么当事人一定会按照比较优势专业化生产；有了私有产权的保证，有了自主签订合约进行交易的自由，交易费用又不是太高，经济就一定是有效率的。这是科斯定理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不能想象，一个以盈利赚钱为目的，手脚又没有被捆住的人，会对着地上丢弃的大叠钞票无动于衷。
要么，资产被界定为公有，那社会就一定会内生出很多的限制，以减低在竞争下的浪费。公有产权制度下的很多限制，比如不能自由择业，比如论资排辈，等等，正是要避免租值消散的非生产性竞争。在公有产权制度下，是不可以给人们自由进行经济决策的权利的，不然，贪污腐化、各种引起租值消散的非生产性竞争就会蜂起。没有了私有产权的激励，没有了经济自由，当然失去了比较利益，失去了经济奇迹，但这是在坚持公有产权约束下没有办法的事。
今天，我们从专业化和分工中得到的好处，实在比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当年所知道的要大得多。今天，我们不只是知道外生比价优势的存在，更知道内生比较优势的存在。我们要发展生产，要引入市场，却又要回避产权的问题，岂不是矛盾了？
“好的”市场经济的起点与保证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的十四大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要在10年内全面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初步建成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可以这样说：在我国，市场经济已经深入人心。
虽然市场经济已经深入人心，但是还远不能说我们已经比较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了市场经济。相反，因为几千年来的传统小农经济意识、长期的计划经济实践，以及多年来一些经济学家对于市场经济的不够全面准确的诠释，我们对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还有不少误解。经济实践也表明，并不是每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绩效都良好。世界上存在“好的”和“坏的”两种市场经济，并且后者多于前者。
我们要在未来10年内全面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工作涉及企业、财税、金融、外贸、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千头万绪，哪里是我们恰当的起点和工作的重点呢？我们要避免“坏的”市场经济，实现“好的”市场经济，又怎样能做到这一点呢？答案不难：其一，切实地维护和保障私有产权；其二，推行法治，依法治国。私有产权和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两大基石。私有产权和法治是我们全面完成向“好的”市场经济转轨之纲要。纲举则目张。
本文摘自《人人都是资本家》
房价、物价下不去，股价溺水上不来，食品安全得不到保障，有病难医还少不了“红包”……中国人需要面对的问题不少，作者却为何说你我皆是“资本家”？这既是对人类社会进行的深刻剖析，也是给当今人们提出的启示。
文章紧扣时事热点，深入浅出、针砭时弊，以独特的角度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结症所在。
余额宝提高了社会融资成本？看病难、看病贵是市场化的错？人操纵汇率可以解决就业？强拆乃是强拆本身的错？自利是天下最大的道德？中国石油资源缺乏、需求旺盛因而油价应该高于美国？石油美元价格上涨国内成品油价就应该上涨？……
作者通过“政府与市场”“产权与合约”“股价、房价与通货膨胀”“经济与社会”四个方面，告诉你“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哪里，哪些事应该由市场做，哪些事应该由政府做”。作者并非要通过文章给出标准答案，而是希望能够引起读者自己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