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走廊医生兰越峰被职工代表大会举手表决解聘了。我无意讨论其中的是是非非，也不想讨论职工代表大会是否有权解雇职工。我想谈一谈兰医生揭露的“过度医疗”问题。
无须兰医生揭露，我也知道中国的“过度医疗”有多严重。医疗管制必然产生“过度医疗”。
早期的管制理论暗含一个假设，就是管制者是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的。他们认为市场人都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而一到政府、管制者，又变成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这显然是“精神分裂”的经济分析。公共选择理论告诉我们，管制者仍然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
管制者必然具有抬高药价的激励。只有扭曲价格，管制者才有机会寻租获利。但是管制者不会抬高医价，因为医生不会把高于均衡水平的工资拿去回扣给管制者。即使医生愿意这样做，也由于医生分散的缘故而在实践上不可行。管制者会对药品生产和进入市场的诸环节进行管制，并且抬高药价。药商则以高出均衡水平的价格进行行贿以获得许可。这样做也能得到公立医院管理者的支持。由于公立医院的管理者不能合法分享医院利润，他们与医院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也需要从中寻租。这样，抬高药价的做法在实践上就有了可行性。
但总医疗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不能改变；抬高了药的价格，就必须压低医治的价格。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以药养医”模式产生了。“以药养医”就是高药价、低医价的直接表现。
药的价格随着时间推移，会因为国际比较而变得透明，管制者就会面临公众要求降低药价的压力。但厂商与管制者有规避的办法。厂商不停用旧的成分生产新名字的药，而新药又总是能得到管制者的批准。所以，我们就会在中国观察到，一些病即使用旧药也能治疗，却不断被昂贵的新药所替代；而一些病无法用旧药治疗，对症研发出的新药却少之又少。实在没有办法这样做的怎么办？医院就给你过度用药。这就是在中国广泛存在的“过度医疗”：用昂贵的新药给你治即便用便宜的旧药也能治好的病；用超过实际需要的药给你治病。在国外，感冒发烧是不可能给患者输液的，但在中国这事儿习以为常。中国的抗生素滥用，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公害了。
如果没有管制者对于市场准入的限制，那么抬高药价就没有可能性，“以药养医”“过度医疗”也就不会发生。张医生“过度医疗”，可是如果有李医生跟他竞争，而且不搞“过度医疗”，患者不就都跑到李医生那里去了吗？甲医院“过度医疗”，可是乙医院跟他竞争，而且不搞“过度医疗”，患者不就都跑乙医院去了吗？这就是为什么价格管制一定有进入管制跟在后面的道理。
如果允许自由开诊所行医，医疗市场充分竞争，那么“过度医疗”绝不可能发生。我曾在西湖边的龙井村吃饭。点菜的时候，服务员告诉我：“先生您点半只鱼就够了，吃了不够再点。”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商家不过度卖鱼呢？读者朋友要知道，那地方是旅游观光之地。如果在小区吃饭服务员这样提醒，可以理解。在旅游观光之地，服务员也这样提醒，可见竞争激烈。
市场并非完美，然而政府更有可能失灵。并非完全否定政府管制，但是必须谨慎对待。
本文摘自《人人都是资本家》
房价、物价下不去，股价溺水上不来，食品安全得不到保障，有病难医还少不了“红包”……中国人需要面对的问题不少，作者却为何说你我皆是“资本家”？这既是对人类社会进行的深刻剖析，也是给当今人们提出的启示。
文章紧扣时事热点，深入浅出、针砭时弊，以独特的角度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结症所在。
余额宝提高了社会融资成本？看病难、看病贵是市场化的错？人操纵汇率可以解决就业？强拆乃是强拆本身的错？自利是天下最大的道德？中国石油资源缺乏、需求旺盛因而油价应该高于美国？石油美元价格上涨国内成品油价就应该上涨？……
作者通过“政府与市场”“产权与合约”“股价、房价与通货膨胀”“经济与社会”四个方面，告诉你“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哪里，哪些事应该由市场做，哪些事应该由政府做”。作者并非要通过文章给出标准答案，而是希望能够引起读者自己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