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经济学分析﹐关于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称“微观”﹔失业﹑货币﹑通胀等话题称“宏观”。合约的安排这组现象被漠视了﹐成为一个重要的缺环。不引进合约分析﹐交易费用这项局限被处理得拖泥带水﹐我们无从深入地分析资源使用﹑收入分配﹐以及失业﹑通胀等现象。例如卷二《收入与成本》的第三章我从公司合约的角度分析失业﹐卷三《受价与觅价》的第六章我提出合约结构的变化主宰着上头成本与直接成本之间的灰色地带——所到之处前无古人,传统经济学是无从处理的。严格来说﹐漠视合约这个重要环节﹐我们不容易从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的理论基础解释些什么。
我们可以假设交易费用是零而成功地解释鲁宾逊在他的一人世界的行为﹐因为他的世界交易费用的确是零。但转到我们大家活着的社会﹐我们要怎样假设交易费用才对呢﹖我说过﹐在实验室做实验﹐指明要用清洁的试管﹐我们不可以用脏试管而假设是清洁的。试管是洁还是脏是一个需要指定的条件﹐自然科学称验证条件﹐经济学称局限条件。交易或社会费用是局限条件的一种﹐要解释行为这条件的假设不容许与事实不符。不幸的是﹐经济学的实验室是真实世界﹐我们不能像在人造的实验室那样﹐把脏试管清洗一番。我们要在实地考查那些有关的验证条件究竟是怎么样的。
这种考查永远不易﹐而牵涉到交易或制度费用一般困难。说这是因为交易费用那是因为交易费用不一定错﹐但如此这般地假设真实世界的局限是近于无聊的玩意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是先以交易费用解释合约的选择﹐然后从合约的局限约束再解释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的现象或行为。不是那么容易﹐但可以做到﹐而这样一来﹐因为填补了一个重要的缺环﹐我们对人类行为的解释就有了一条可走的通道。
选择问局限﹐不问好不好
合约与制度是同一回事﹐只是后者通常牵涉到较为广阔的范围。同学们要注意﹐我说的制度选择不是问什么制度好什么制度不好﹐而是问为什么会有这种或那种制度﹐即是问为什么会有这种或那种合约了。问为什么工业会有件工合约跟问昔日的中国为什么会有人民公社﹐二者的性质相同﹐虽然后者我没有深入研究过﹐想来远为难于处理。至于人民公社带来饥荒则远为容易解释﹐是公社合约带来的效果。解释公社合约是制度选择的分析﹐不容易﹐但经济学不问﹕饥荒是好还是不好﹖
饥荒往往是合约或制度的后果。当然没有谁会选择自取灭亡﹐但我选走的经济学范畴﹐解释或推断行为只能从选择这个基础假设入手﹐局限有变其选择会跟着变。当然还有其他解释人类不幸的理论﹐而以经济理论混合着博弈理论来解释自取灭亡的分析﹐三十年来颇时尚。我不认为博弈理论可以验证﹐从个人信奉的科学方法看这些理论不是有解释力的学问。说过了﹐我选走的路是以考查可以观察到的局限转变来推断行为的转变。自己肯定走得对﹐但不是唯一可以解释人类行为或经济现象的方法。
制度是合约的安排。我的处理是﹕这安排是选择的结果﹐是好是坏是伦理道德的话题﹐不是科学可以协助找到答案﹐我管不着。令人遗憾的是﹕绝少经济学者从合约安排的角度看制度。说漠视合约分析是经济学的严重缺环也是说对制度的理解也是一个缺环了。不能说这缺环今天还存在﹕事实上“合约”一词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下变得朗朗上口。然而﹐我不认为这新发展的路向走得对﹐是后话。
本文摘自《制度的选择》
《制度的选择》是张五常教授《经济解释》四卷本的收官之作，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起源、科斯定律、合约的一般理论、产权制度的演变、收入分配和国家制度的关系、经济调控和货币制度等角度阐释经济学中的深刻观点。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张五常教授就开始思考合约与制度的问题，《佃农理论》中他将佃农看成合约，尝试从市场合约入手分析制度选择。接着，八十年代，他开始探索国家制度与合约的关系，将合约上升到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等更高的层次进行论证，得出了广为传世的经济学理论，并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