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蜂蜜，大麦

　　早晨，打开美国一个小废品站的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保险柜数钱。当然，这首先是因为你没有把钱带回家。在20世纪80、90年代，我从十几岁的少年成长为一个大学毕业生，期间一直在家里的废品站帮忙，那时我们选择把钱留在保险柜里，原因有二：首先，把3000美元放在车子行李箱里然后开车到处乱走始终不是个好主意（不过我父亲经常这样做）；其次，你永远也不知道顾客什么时候来，会不会早晨第一件事便是收购价值数千美元的废品。如果我们需要更多现金——这种情况经常出现——便会派人在上午9点银行开门时跑去取钱。

　　至少在我记忆中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夏天，我的妹妹艾米会和父亲及祖母一起，坐在前台数钱。大学毕业之后我也加入了他们。可大多数时候只有父亲和祖母两个人在早上6点30分一起数钱，然后放入收银机里。你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一个大腹便便、头顶上有一圈头发的矮个子男人在数大额钞票，一个体重45公斤、长着一双冰蓝色眼睛的瘦弱老太太在数小额钞票。然而，按照惯例，电话铃声响起，母子相处的平静被打破了，父亲就让祖母独自一人完成数钱工作，而他则去前台后面他的办公室接电话。

　　那间办公室里有两个特别显眼的东西：一只破烂不堪、用一截大树桩制成的挂钟，是从明尼苏达州博览会买来的；一扇巨大的窗户，可以看到前台和那里的收银机。从那里，父亲不仅可以看到祖母和她付钱的情形，还可以看到电视屏幕，画面上有存放着铝、铜、黄铜和铅等废品的金属仓库，有买卖废品的磅秤，还有堆满废金属的场院，人们把各种各样的东西送到那里，从旧汽车，到20世纪70年代流行的大型计算机，再到19世纪的大型钻床，无所不有。

　　他坐在那张破烂的办公椅上，看了一眼电视监控器，然后按下了电话上的一号线键。“这里是斯凯普废金属回收公司。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对方要卖的可以是任何废品：铝罐、棒球棒、明尼苏达大学化学实验室的铜丝网、整部汽车、只剩下一半的冰箱、镀银线，甚至一大堆浴室秤。没有令人惊讶的东西，每一件废品都有个价钱。“音叉？”他问电话线另一端的那个人，“大概每千克30美分，不过我得亲自看看。你来的时候找米基就行。”然后他挂断电话，转过身，拨开百叶窗，飞快地看了一眼窗外，不仅看到了不远处明尼阿波里斯市的天际线，还看到他的员工们开着汽车来上班了。

　　大约在这个时候，收银机的抽屉砰一声关上，已经准备好开始做生意了，然后祖母就会回到充满荣耀的杂物室，她说那里是她的办公室。这里值得注意的特色有很多：一台微波炉、一台冰箱，她那些符合犹太教饮食规则的热狗就放在里面，一组奇怪的黄铜雕像和勉强可算是古董的古董，父亲的员工从金属仓库里把这些古董偷了出来，藏在了似乎只有她才知道的地方，然后她又从这些员工那里把它们偷了回来。在整个办公室里，只有这个房间弥漫着为全世界的废金属收购商（和我的祖母）所熟知的废品站气味：浓得像金属，又淡得像电线。我曾在四个大洲闻到过这种气味，从泰国的小镇到芝加哥边境的仓库，莫不如是。每一次到这样的地方，每一次呼吸，都能让我想起祖母的办公室以及里面一堆堆的废金属。

　　在祖母做热狗的时候，父亲走出他的办公室，穿过走廊，打开金属仓库的大门，开灯，抬起闸门。电灯嗡嗡两声，散发出冰晶般寒冷的光，他就会在仓库里转一圈，在昏暗中眯缝着眼看他的存货。

　　要是有时间，父亲会摸摸一个纸板箱的边缘，里面装着来自圣保罗一家工厂的黄铜刨花；看看另一个纸板箱，那里盛放的是郊区一家维修厂送来的汽车散热器。前门附近总是放着很多盒子，装有黄铜“掉落物”——即工厂在锻造过程中掉落在地上的黄铜；剪掉的铝废品，即机械工用铝箔裁下小部件时掉下来的干净废品；水管工送来的一盒盒铜管、一盒盒水表；而一盒盒闪闪发光的细铜线，是国防制造商完成了激光制导炸弹订单后送来的；一个个钢桶，里面装着邻居们送过来的铝罐；很多装满了旧电脑的纸箱，是由好心的环保主义者送来的；还有很多纸箱里装满了黄铜子弹壳，是从当地一家靶场捡来的，那里很受警察和小混混的欢迎，根据我的经验，牙医也很喜欢那里；还有来自一家当地印刷商的印刷版，我家废品站的名片和信笺抬头都是找他们印刷的；一家大型航空公司要卖掉的叉子、餐刀和汤匙，父亲出价竞买并且赢得了竞价。

　　这里虽小，却是个相当典型的废金属库。虽然如此，凭借这家仓库买下郊区一栋房子并负担两个人的私立学校的学费（我和我妹妹）还绰绰有余。然而，在年轻的我看来，这个仓库最令人惊奇之处不是那些废品，也不是这些东西很值钱（这两点都是必不可少的），而是存货的周转速度相当快。仓库周一和周五的存货肯定不一样。对可循环再用废品的供给和需求似乎永远没有尽头。

2012年，美国废金属回收业约7000家回收厂把约1.35亿吨的可循环再用废品转化成了制造新产品的原材料。无须挖地，亦无须砍伐森林，就能得到包括铁、铜、镍、废纸、塑料和玻璃在内的约1.35亿吨可循环再用废品。同年，家庭、政府办公室和各家公司还产生了数量十分惊人的5500万吨可回收城市固体废品，也就是扔进蓝色、绿色和单流回收桶中的可循环再用废品。

　　废品站循环再用的废品和送到休斯敦材料回收厂这种工厂的废品之间有何区别？确实有一些废品是重叠的，可一般说来，废品站处理的是办公室和家庭在日常生活中产生不了的一切废品。你的旧汽车被送到了废品站；汽车制造商制造新发动机时掉落的金属碎屑亦如此；你房子后面的旧电表被送到了废品站（如果电力公司知道要将之卖掉的话）；房子里被替换下来的旧电线和电话线亦如此；超市后面的纸板包装箱被送到了当地废纸回收站；报纸箱里未售出的报纸亦是如此。

　　总而言之，根据美国废料回收工业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2012年，购买、包装和加工从金属到橡胶等各类可循环再用废品的美国废品回收企业的雇员人数为13.8万人。但除了所有有据可查的回收商和员工，还有很多回收商和员工无据可查：既有在底特律游荡的有组织废品盗窃团伙，也有把手伸进地铁垃圾桶里寻找可乐罐的乞丐。我明白，很难把乞丐当成某个行业的从业人员，可相信我，如果乞丐不去把地铁垃圾箱里的汽水瓶拣出来，就没有人会干这事了。乞丐处于废品回收链条的最底部，而这个环节从你家的回收桶开始（乞丐可能会把你回收桶里的东西偷去卖掉，而不是让你把废品送出去），经过父亲这样的加工商和包装商，到达可把废品熔化和转化成新金属、新纸张和新塑料的工厂。

　　每到周末，清晨7点前出现在父亲废品站的顾客大都是水管工、电工和承包商，他们带来的都是因最近的工作而得到的废品，通常是管件、电线、墙板和窗框。他们不是乞丐，可他们亦处于美国废品回收链条上的最底层，收集的是像废品管理公司那种大公司懒得收集的废品，因为数量太少了，根本不值得费事。有时候他们带来的仅是一天产生的废品，换来的现金只能买几箱啤酒；有时，他们带来的东西足够换来一顿一流的烤肉去搭配那些啤酒。然而，废品交易往往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比如说，会有勤杂工带来几个白色塑料桶。一个桶里装的可能是卫生间用的铜管；另一个桶里可能是旧黄铜管件，或许还有一些黄铜电连接器；最后一个桶里装的没准是各种轻型电线和一两个电表。

　　父亲天生擅长与来废品站装卸平台的各色人等打交道，他会带着赌徒的自信闲庭信步地走过去：“是什么东西？”然后，不等对方回答，他就会抄起其中一个塑料桶，放在餐桌大小、固定在地面里的金属磅秤上。很多第一次来的顾客都很惊讶这并非电子秤，而是一个磅秤，秤砣可在长秤杆上滑上滑下。对于我父亲和大多数废品回收行业的从业者来说，这种磅秤要比仅装有数字输出系统的电子秤准确多了。我至今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

　　电工在一旁看着，父亲则在秤杆上移动平衡棍，非常快地就完成了称量，并且在清单上把重量记录下来。等父亲伸手去抓第二个桶时，一般这个时候客人都尚未想到问问当日铜管的收购价。“噢，你们现在的铜价是多少？”电工看着第二个桶被放在磅秤上，才想到开口询问。

　　一般都需要进行一番计算。废金属虽然是废品，可和一升升玉米、一桶桶原油和一块块金条一样都是商品。如果顾客给父亲带来的是一块固体铜锭，那么价格就很好决定了。在互联网时代之前，父亲会去翻《华尔街日报》，查看伦敦金属交易所的铜价，或纽约商业交易所金属交易区的信息，把查到的价格减去几美分作为利润，然后据此报价。接下来，他会把铜锭卖给熔化铜的工厂，或许就是附近一家用铜铸造炊事用具的铸造厂。

　　1千克电线可不是说买就能买的废品。毕竟，1千克电线不是1千克金属，而是1千克金属和绝缘材料的混合物。绝缘材料很轻，可得花钱雇人把绝缘材料拆下来，而且把不同种类的金属分开也需要投入很大成本。因此，购买电线的价格需要涵盖这些成本，否则对于买主而言就只能赔本赚吆喝了。像父亲这样经验丰富的废品商就算不是出于本能，凭借经验也能知道某种电线的金属回收率。如果他们没有这个本事，就会找有这种本事的人来做。而这或许折射出了废品回收业最重要的一条共识：在买废品而不是卖废品时赚钱。比如，如果你在收旧电线时认为含铜20%，而结果证明含铜量只有10%，那么只有伦敦金属交易所的铜价出现不可能出现的上涨，你才能挽回损失。无论是对于小型商贩还是大型跨国公司，这都是一条黄金定律。

　　无论如何，一旦废品回收商知道，或者认为他知道一堆废品中的金属含量，就会通过查阅伦敦金属交易所或纽约商业交易所的交易价（比方说铜价）来计算收购价，并从交易价中扣掉加工成本。举例来说，只用了纽约商业交易所交易铜价的两成就买到了电工收集的电线，幸运的话，售价则会达到交易价的四倍。因此，在和其他废金属收购商或回收公司里了解废金属市场行情的人交谈之际，父亲不会说实际价格（“我们花了1.25美元”），而是说在扣减交易所价格后的行话（“我们的买价是减5分”）。

　　同时，那个电工会像注意父亲如何报价一样，注意他如何操控磅秤，在小型废金属回收生意中，这是一样重要的。比如说，我和父亲都认识明尼阿波里斯市一位废品回收商，在称重金属时，他一边和顾客愉快地聊天，一边把他那个始终如一的大雪茄（里面嵌着一个BB气枪弹，所以变重了）放到其中一个平衡棍上。他把这额外的烟草和BB气枪弹放在秤杆上的合适位置，看似无心之举，实际上这位废品回收商因此占了一些便宜。明尼阿波里斯市的其他回收商用的方法更赤裸：我认识一位小型废金属收购商，他会派发一些钢笔，上边印着丰满模特的相片，而模特穿的比基尼泳衣都可以刮掉（我还认识这位回收商的母亲，这些笔都是她替他买回来的）。趁着顾客分心去刮比基尼泳衣的当儿，这个废金属收购商就会来回摆动平衡棍，像是在上演一出令人目眩的哑剧，看上去纸板和废金属似乎一样重。正因如此，这只是一种骗局而已，早已因为刮比基尼而心不在焉的顾客一点也没注意到他们损失了多少分量。

　　可这并不仅仅说明买家在利用秤耍花样，也表现出了他们真正的贪婪。确实，很少有废品站从未买到过放了石头的铝制易拉罐、后备厢里放了圆石的汽车，或者装了沙土的废散热器。这都只是些小骗局而已。我曾经见过一家中国造纸厂拆开从美国进口的废报纸，结果发现每一捆里都夹带着一块煤渣砖来增重，而卖主还是美国一家著名的大型废纸回收公司。全世界的废品进口商都很乐意分享类似的受骗经历。

　　等父亲写好早晨第一张称重单，他的雇员就会过来。其中一个员工会拿起那个勤杂工的桶，根据里面废品的种类，要么将之倒进装有相同废品的盒子里，要么推到一边，等着装进更大的盒子里，大概转过天来就会有同样的盒子出现。同时，我们的一辆运货卡车该到了，车上几个洗衣机大小的箱子里装着铜刨花，这是城镇另一端的一家工厂夜班时产生的，二十分钟前刚刚收集起来。这一车东西比水管工和电工一个星期里收集并送来的所有废品都值钱（而在一个星期内，其他工厂还会送来约十倍这样的铜刨花）。父亲这时会拿着承包商的单子走进办公室，交给祖母，然后回他自己的办公室，此时多半会有热狗和犹太莳萝腌菜在那里等着他，这些食物放在一个纸盘上，纸盘旁边是一份清单，上面列明了库存和可供出售的废品。

废金属的买家有三类，其中有一些重叠之处：工厂、精炼厂和锻造厂，将这些废金属熔化，生产成新金属；较大的废品回收公司，他们有实力从较小的废品站购买大量废品，以高价卖给急需大量废品的工厂；与上述这些买主打交道的是中间商。然而，不论买方是谁，父亲始终都是以相同的方式——从早晨的电话开始的。他先是问候买主，这些人很可能与他是多年的旧识；他们互相问候家里人，聊聊体育，讲一两个荤段子，然后开始谈正事，全球废品回收业的门外汉根本不可能听得懂他们的谈话。“你们收蜂蜜多少钱？嗯，大麦呢？就这点？好吧，我屁股底下有一大片海洋，很想把它移走。好吧。那桦木/悬崖呢？”

　　蜂蜜、大麦、海洋……桦木/悬崖？

　　这是全球废品回收商发明的行话，假如你喜欢的话，可以称之为回收商的世界语，这些行话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1920年。当时，旧布和旧衣的回收商遇到了一个问题：如果每吨棉质旧布都不一样，那么买卖双方又怎么就一吨棉质旧布达成交易呢？美国国家废弃物交易商协会在1914年首先就这个问题给出了答案，他们创造出了具有约束力的规格，详细列明旧布的各个等级。如果送到买方手中的旧布与说明不符，买方就有理由要求索赔、仲裁或诉诸法律。这个办法很有效，到了1917年，旧布由最初只划分为三个等级（主要适用于造纸业）拓展到了二十三个等级。早期的三个等级包括：

优质1号白色棉布：白色洁净大棉布，无编织痕迹，包括厚编织毛衣、帆布、花边窗帘、拉丝旧布或脏旧布。

　　2号白色棉布：带有污渍的白色棉布，家庭旧破布，烧焦、带有油漆渍和油渍的旧布。

　　黑色棉袜：只包括黑色棉袜。遮脚部分和边缘可为白色。

可对一个要控制写字纸颜色的造纸厂来说，保证只收购黑色棉袜、不掺杂其他颜色的要求可谓至关重要。1919年，不仅仅有棉袜和废纸方面的废品规范，也出现了废金属规范，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这些已经成为国际废品回收业沿用已久的规范。

　　可还有个问题：当时达成交易最快捷的方式是利用电传打字机，而电传打字机公司是按照字母数收费的。为了简化通讯，降低昂贵的电传费用，废品回收商同意用一系列由四到六个字母组成的单词代表他们交易中各个等级的可循环再用废品。举例来说，talk（谈话）就成了铝铜合金散热器的简称，lake（湖）表示黄铜臂杆和没有弹药的来复枪子弹壳，Taboo（禁忌）则代表低含量铜铝合金碎边和固体。

　　因此，父亲说到清洁电线时便用Barley（大麦）这个词来表示，这是华盛顿废品回收业协会、美国废料回收工业协会直接根据国家废弃物交易商协会提出的规格而创造出的一种规格：

大麦1号铜线由无涂层、非合金的1号裸铜线组成，不小于B&S线规16号。（锈蚀的）绿色铜线及液压成坨的货物是否包含在内由买卖双方协商确定。

如果父亲在早晨通电话的过程中同意卖掉一批大麦，那么按照合同规定，他一定要确保他交付的不是绝缘线，比如说圣诞树彩灯。毕竟，要求的是裸线，交付裸线以外的东西就是违约。如此一来，父亲和他的员工就要相当辛苦地把仓库里那些胡乱纠缠在一起的电线和线缆分开，并把少量绝缘线从裸线中抽出来，确保满足规范的要求。若非如此，买主则有权拒收货物。然而，买家对一批电线提出索赔更可能是为了要求降价，而父亲就会因此而损失一部分利润。

　　物品的规格不仅仅对废金属收购商很重要。不同等级废纸之间的差异与一个世纪之前相比同样巨大，为了进行识别和区分，人们投入了大量资源。2006年，在印度德里郊外大约97千米处的拉玛造纸厂，数十名妇女忙着扯掉废旧学生笔记本上的纸板封皮。原因很简单：纸板皮要比白色纸页值钱，而且在造纸厂也有不同的用途。这些笔记本的迪拜出口商如果雇人分类就无利可图了，因为迪拜的人工费用相当高，所以他们把笔记本低价卖给了印度的造纸厂，由此反映出一个事实：大量不同等级的废纸混杂在了一起。对于拉玛造纸厂而言，“升级改造”便宜的可循环再用笔记本，而得到昂贵的纸板和不那么昂贵的白色纸页，是一笔相当赚钱的买卖。

　　现在的废品规格有数百种。有些针对特定的国家（但韩国和日本则拥有自己的规格），可最主要、使用最广泛的规格则是北美废料回收工业协会的规格。这些规格一直在变化：随着人们扔掉废品的种类和加工这些废弃物的技术而不停变化。显而易见，这个负责编制规格的协会很有幽默感：2007年，他们认为Tata、Toto和Tutu这三个词可作为三种不同类型铝废料的简称，而此时电传打字机早已退出历史舞台。这些简称和从前那些使用更为广泛的交易规格就像美元、吨和货物等词汇一样，成了这一行的术语。这让我想起，2010年，我身在印度西北部的小城市占姆纳格，当地的废金属行业提供了数千个与黄铜有关的工作，推动经济蓬勃发展。一天下午，我和一个大型废品进口商路过一片工业区，碰到了一个骨瘦如柴的拾荒老者，而他的投资只有一辆三轮车。看到我这样一个在那些区域里很少出现的外国人，他认为我有可能也是废品进口商，便指着三轮车车厢里一堆各式各样的黄铜，笑着说：“蜂蜜。”

　　我知道他的意思，把蜂蜜出口到印度的人也知道。然而，更重要的是，他那些蜂蜜的买家肯定也知道其中的含义。这些奇怪的术语并非古怪生意的遗留物；那些杂乱无章的废品能从一堆垃圾变成可以出售的产品，这也是手段之一。毕竟，如果你无法描述你所出售的东西，很可能就无法将之售出。因为有了规格，可循环再用的废品才能到达需要它的人手中。有时候，这些人来自中国、印度，当然，这些人也很可能居住和生活在美国中西部这样的地方。

2011年8月中旬，在一个工作日的早晨，7点刚过，印第安纳州韦恩堡当地人盖伊•杜马托就开着一辆又大又贵的黑色敞篷货车穿梭在他家乡的街道上。我坐在他边上，在巨大的驾驶室里我们之间的距离看上去只有几米远，我看着他用一个特大号塑料杯喝咖啡。年近四旬的他体格结实，肌肉发达，作为一个早已习惯上早班的人来说，喝下去一大杯提神咖啡，就已经彻底清醒过来了。

　　盖伊是欧姆尼资源公司（世界上最大的废品回收公司之一）的一位经理，2007年，一家上市钢铁公司斥资11亿美元收购了这家公司。数年前我还在父亲的废品站工作时，我们就会把废金属卖给欧姆尼资源公司。可直到现在为止，我也不知道那些废金属被用在了什么地方。路上，他告诉我他刚到欧姆尼资源公司时地位很低，只是个工人，做的都是既要有力气还要有意志力的工作。然而，令人好奇的是，盖伊并不记得他过去都做了什么工作，只记得废金属的价格。

　　“我记得有段时间铜价是每千克1.2美元，”他回忆道，“一拖车铜价值2.4万美元。”那时候铜价很便宜，20世纪90年代就不再有这种价格了，然后，印度、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始需要大量原材料——最受欢迎的就是废金属——来建造基础设施，改变生活方式。在我和盖伊一起出行的那个早晨，美国经济仍处于衰退期，可因为来自中国（在那里，城市如雨后春笋般突然在农田里建立起来）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需求，铜价涨到了每千克超过7美元；盖伊从前装满一拖车铜废料价值2.4万美元，现在的价值则接近15万美元。而这正是一辆福特福克斯汽车和一辆法拉利的区别。

　　“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右转来到一个小停车场，旁边是一座很高的砖砌仓库，大街上很安静，边上就是一片住宅区。这个地方看上去和世界上最大的工厂一点儿也不挨边儿。可这里确实是世界上最大一家电缆和电线切割（即回收再用）工厂，在这里，电缆和电线被切割成为不同的部分，主要是铜、铝和绝缘材料。

　　盖伊带我走进仓库。距离大门不远处有一堆五颜六色缠绕在一起的电缆，有些密密地缠在一起，如同一个软球。正如混杂的颜色一样，这些电缆的来源也各不相同：有的是近来被光纤替代的铜电话电缆；有的可能是被公用事业公司挖出来的，因为实行风力发电工程需要升级改造，这些电缆就没用了；还有些零碎的东西可能是生产废料（美国电线制造业曾辉煌一时，现在依然有几家工厂在坚持生产，这些废电线可能就来自其中一家）。可这些材料中的大部分（将近60%）都是从美国各地较小的废品站收购来的，比如说我家的废品站，而废品站的电线和电缆都来自于勤杂工或工厂等处。

　　尚无统计资料显示美国每年能产生多少废旧电缆和电线（其他地方也没有相关的统计资料），但透过欧姆尼资源公司的韦恩堡切割厂，便可以对这个数字有个大致了解：这家工厂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运转，可加工200吨电线和电缆——与自由女神像的重量差不多。

　　欧姆尼资源公司并不是北美唯一一家电线切割厂：至少还有40多家这样的工厂，不过没有哪家工厂能达到欧姆尼资源公司的规模和精密程度，而这还只是北美地区，印度、中国和越南的废品回收公司和欧姆尼资源公司一样急需废品，这些公司运营着数千家小型电线加工厂，在这些工厂里，我受邀去参观的都是他们的手工劳动和替代庞大设备的简单机械。可盖伊先带我拐了个弯:“先来看看我们是如何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的吧。”

　　我跟着他来到了一个连窗户都没有的狭小房间里，里面有两个身材瘦长且健壮的年轻人，其中一个身着白色T恤衫，肌肉发达的手臂和文身露在外面，正用铁钳小心翼翼地切割出一块5厘米大小的电缆样品。盖伊让我看一面6米高的钉板墙，这面墙从上到下都挂满了钩子，而挂在钩子上的是数千个5厘米大小的电线和电缆切片。在左边，大部分细电线形成了一条没有漏缝的黑色条纹；中间的切片更细，色彩也更丰富；右边的墙面上是紧密闪亮的铜电缆横截面大切片，横切面有10厘米宽，这让我想起了等着撒糖的葡萄柚。

　　这些东西真具有催眠效果，是一份出人意料的艺术品，恰巧也是对美国人在过去三十年来传输电力和信息历程方面的全面盘点。可上面挂着的那块写有“仅供参考”几个字的标识牌则具有更深刻的意义。对于欧姆尼资源公司而言，他们在一个地方回收再用的电线或许比世界上其他人都多，而这面墙就是确保他们确切了解自己所买之物的一种手段。每一截电线和每一段电缆外面都包有标记着确切记录的白色标签。盖伊随手拿过一段电缆——形状很像数字8，粗细两条线包裹在黑色绝缘材料里，上面的标签写有：

　　FIGURE8:3 1/8″

　　37.81 #1 CU

　　8.82 CU FOIL

　　21.26 FE

把其中的意思翻译出来可不容易。8号电线是一种悬挂在电线杆上的电线，这个样本的种类是3 1/8″，即7.9毫米。8号电线由两条导线组成。一根传输电力或通讯讯号，也就是37.81 CU的意思，或者简单来说，就是含铜37.81%。另一条线为吊线缆，其作用是在另一条线悬挂在空中时对该线起支撑作用，21.26 FE标示其钢铁含量为21.26%。标签上还记载着铜箔的信息（8.82 CU），铜箔一般包裹在那条铜线上，防止电子和其他干扰。用废品回收业的术语来说，这意味着46.63%的铜回收率。回收率越高，电线就越值钱。

　　在电线和电缆参考墙对面，那两个年轻人仍在切割电缆样本。他们一剥掉绝缘材料，铜线就掉进了一个茶盘大小的不锈钢秤盘里，随后他们会将之放在电子秤上称重。这看上去是在解剖，事实也的确如此：每年欧姆尼资源公司都要购买数百万千克的电线进行精确切割。那两个年轻人切割电线，是为了给欧姆尼资源公司从数百个供货商那里购买的电线和电缆提供实时数据，对参考墙来说也是必要补充。“最重要的是，我们依旧在寻找新东西，新型电线和电缆，”盖伊解释道，“以及更高的铜回收率。”他随意指着墙上的一截电缆:“我们过去能从这里回收六成多一点。”他指的是电线和电缆的铜回收率。“现在只能回收五成多一点。”

　　出现下降趋势的原因在于全球的铜价在过去二十年里增长了五倍，不过这有点自相矛盾。具有成本意识的制造商从前使用大量的铜制造产品，现在则选用其他价格较低的替代金属（铝也可以导电，但成本低得多）。“如果拿到一卡车（各种）电线，我们可能会提取二十次样本，”盖伊耸耸肩说，“如果想知道买到了什么，就必须要这样做。为我们供货的废品回收商只知道一种回收率，现在我们必须告诉他们还有另外一种。”换句话说：如今，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铜消费国不仅对铜价具有决定性影响，电线中的含铜量也由他们说了算，而大多数老资格的废品回收商仍然不习惯这种情形。

　　“准备好了吗？”盖伊问。

　　我颔首。

　　盖伊给了我安全帽、安全眼镜和耳塞，然后我们转过弯去。

　　切割线——有时被称为制粒机——位于自然光线充足的仓库中，足有几层楼那么高，占地数百平方米，周围是电动机的轰鸣声，以及金属碎片掉落在金属上的嘶嘶声和尖锐刺耳的声音，已经不能用大声来形容了，这堪称一场雷鸣般的金属音乐会，即便戴着耳塞还是听得清清楚楚。

　　切割线前面的两条传送带是看上去唯一眼熟的东西；远处有几根软管和更多的传送带，而且，加工线上有一个类似自动铜梯的东西抓着一把把闪闪发亮、胡椒子大小的铜碎片，送进机器里，然后这些铜碎片便消失不见了。

　　“在加工过程中，声音真的非常重要。”我们向切割线前部走去时盖伊大声喊道。后面，一辆装载机隆隆地开了进来，把一大堆重数百千克缠结在一起的电缆卸在一个抖动的斜向台上，这个斜向台和书架差不多宽，约5米长。随着斜向台不停地抖动，那些电线慢慢向前移动到了一条传送带上，然后随传送带向上，最后掉进了旋转刀里。当电线碰到了刀片，切碎机便发出一声沉闷空洞的吱嘎声，我感觉到地面都随之震颤，甚至这声音已经深入骨髓。“在这一步，耳朵非常重要。”盖伊喊道。他示意我看一个人，只见此人身上全副武装着围巾、眼镜、长袖工作服和口罩，有点像个武装人员。盖伊指着这个人的右脚：他脚下的踏板控制着振动台的速度，也就是控制着向传送带倾倒电线的速度。“通过看和听，确保数量适中，还要听有没有杂质，”他大声喊道，这时另外一堆紧缠在一起的电线被送进了机器里，厂房里又响起了吱嘎声，“那台制粒机的声音有很大的作用。可以告诉你机器里切割的是什么东西。要想听出门道，得有真本事，得有经验。”

　　跟着盖伊沿着加工线走，然后在切碎机一个封闭部件下停了下来，在此处，刀片把电线切割成了3厘米大小的碎片。这很简单。难点在于分开不同种类的金属和分开金属与塑料，而这一套设备中的大部分机器都是用来做这个的。有些分类工序的工作原理很简单：安装磁石，把钢铁吸出来。有些则是雷蒙德在石角镇的圣诞树彩灯循环设备的高科技版本：零零碎碎的金属和塑料冲到了振动台上，台子下面有风吹过来；较重的金属流向一个方向，较轻的塑料流向另一个方向。

　　盖伊请我跟他一起站到横跨几个振动台的脚手架上，干净的金属碎片闪着光，像瀑布一样从传送带掉下去。在盖伊的指引下，我向身下看了看，源源不断的干净金属如同一条快速流动的溪流，掉进了结实的塑料袋里，这种塑料袋可以容纳洗衣机，在此处则可以装下1800千克金属。在废品回收业中，这些袋子被称为“超级袋”。

　　我们又去了后面的装卸平台，塑料从传送带掉进了水泥分隔间，那里堆积着一大堆一大堆的绝缘材料，嘶嘶声不绝于耳。在北美和全世界，金属都是抢手货。可作为电线和电缆循环再用时必不可少的副产品，绝缘材料就成了一个麻烦。不同种类的塑料不能充分融合，而且到目前为止，尚无人开发出有利可图的塑料分类技术。与此同时，相比雷蒙德那些圣诞树彩灯绝缘材料的买家，塑料拖鞋鞋底的制造商、美国制造商更注重质量。因此，因为没有客户购买大量混杂在一起的塑料和橡胶，欧姆尼资源公司和其他北美电线切割商一般都会把绝缘材料扔进垃圾填埋区。

　　欧姆尼资源公司是将电缆在印第安纳州进行切割还是用船运至外国加工，电缆中绝缘材料的比重起决定性作用。绝缘材料所占比重越大，欧姆尼资源公司就越有可能把电缆出口，不过这其中也涉及其他因素，比如说电缆中的金属类型。铜和绝缘材料各自所占比重没有硬性规定，可北美和欧洲的电缆切割商不会要金属含量60%以下的电缆。相比之下，圣诞树彩灯中只有28%的铜和黄铜，因此它们只能流向国外，那里加工成本低，对各个种类的铜需求量大，而且有市场愿意接收混杂的绝缘材料，因此，圣诞树彩灯便成了紧俏产品。

　　相比之下，切割线末端那些装金属的大袋子里则装有纯度为99.9%的铜。想想吧：我参观的时间是2011年夏末，当时的铜价是每千克7美元左右，也就是说，一个容量约为1800千克的超级袋里的铜就价值1.4万美元左右。

　　不过盖伊提醒我不要太兴奋。“这种东西的利润很低，”他指的是美国加工电线的成本非常高，“我们能赚到钱，全因为（每年的）加工量能达到4500吨以上。”他带着我转过一道弯，走进了另一个很长的仓库，数百个超级袋整整齐齐地堆放在里面，每个袋子里都装着特定混杂的铜线。不可能所有铜线都达到99%的纯度，大部分的纯度在96%～99%之间，但毫无疑问，在透过高高的窗户照射进来的阳光的照耀下，数百万美元已经唾手可得。

　　盖伊随便找了个袋子，打开袋口，里面6毫米大小的铜碎片像黄金一样闪闪发光。他把手伸进去，抓住一把铜，放在阳光下。“这些铜的纯度是99.75%，并不是我们最好的产品。”与最佳产品的差距在于其中0.25%的黄色碎片，我注意到这些东西泛着光。那是黄铜，很可能是安装在电线终端的电连接器，很难把铜和黄铜区分开。更糟糕的是，黄铜是铜和锌的混合物，因此，如果铜里面混有黄铜，那么所有的东西就变成了黄铜，不能称之为铜了。不过这也并非不可挽回：欧姆尼资源公司认识一些黄铜厂很愿意购买这种黄铜，因为其中黄铜所占的百分比数很明确。这些工厂有的在印度，但大部分都在美国，多半将之再熔化成新黄铜。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混合物是一种主要原材料，可以保证产品完全符合规格，一点儿浪费都没有。

　　“这种混合物的市场很大吗？”

　　“很大。”

　　一桶旧电线被卖到了印第安纳州一家废品站，一条USB连接线掉进了纽约的一个回收桶里，对于以此为始的蜿蜒供给线，这个市场可谓是自然而然且引人注目的终端。在这条供给线上，电线经历了买、卖、切割和分类，然后达到一个地方或一个阶段，在这里，有人负担得起，可以将之做成新产品。这个链条十分普通：冰箱、塑料瓶和旧课本都经历了同样的供给线，仅有的区别在于将废品转化成原材料的加工过程不同，有意愿购买原材料的人和公司所处的地点也不同。二十五年前，这些人和公司大都在北美；而今他们分布在世界各地。

　　我在我家的废品站里，以及后来去过的全亚洲和全世界的废品站里，见证了这些变迁。

昔日我在家里的废品站工作时，大多数早晨，父亲都是一边翻明尼苏达州制造商的名录，一边打电话联系他们。可他并非是想把废品卖给他随机联系的工厂。相反，他是想买废品，讽刺的是我们亦称之为“销售”。“谁在收你们的废金属？”他问电话那一端的陌生声音，“嗯。我保证我给的价格好得多。”

　　偶尔他的价格确实高。可即便如此，也并不足以获得资格去收购一家小型工厂的过剩废金属。然而，父亲还是要说服某家废金属卖主（比方说，一家每年可产生数百吨铝磨屑的食品加工设备制造商），他会准时收走废品，提供优质服务，或许还要保证如果对方需要，就可以搞到明尼苏达双城队和维京队比赛的门票。然而，这么做我们谁都没有损失，毕竟其他废品站也会给出类似的特别优惠（包括维京队比赛的前排座位门票），来吸引当地工厂出售废金属。坦白说，维京队比赛的门票根本不值钱。有些废品回收商甚至乐于把装着现金的信封塞给工厂的装卸平台经理，条件是在他们把工厂里一桶桶值钱的废金属拉走之际，这位经理装作没看到；在一些国家，如果你想和某家工厂的老板商谈购买废金属的事，基本的必要条件往往是先摆一顿奢侈的晚宴，吃到最后，一般还要有某些特别的安排。

　　事实上，在全世界的各个市场上，对废品的争夺都非常激烈。这真和食物一样：没有吃的，就得死，食物不够，就长不大。所以你得出门找废品，打电话给工厂、公共事业公司和市政部门，报更高的收购价，承诺提供更好的服务，希望借此打败竞争对手，拿走他们的废品，同时他们也在尽力夺走你的废品。九岁的伦纳德和那些想偷走他的废品的流浪汉一起翻掘垃圾，小小年纪便体会到了竞争；父亲与明尼阿波里斯市的其他废品回收商抬价竞买，竞争贯穿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

　　在竞争中避免损失的唯一措施就是维系好客户关系。在父亲生意最好的时候，我估计他从大约两百家小型制造商、公共事业公司和市政部门收购废金属。一些客户的规模比其他客户的大，即便损失了一两个客户，他依然可以在生意场上存活下去。而较大的废品回收公司，包括那些和我父亲竞争的公司，或许拥有数百位客户，即便失去十几个也不会在意。可无论何种规模的公司，从小废品回收商到跨国废品回收企业，都在彼此激烈竞争，以便有资格花钱买到废品。如此一来，这就与普通商业模式正好相反了：正常情况下，都是你选择供应商（事实上，应该是他们在竞争把货物卖给你）。

　　因此，在废品回收业有这样一个准则：买废品难，卖废品易。

我不大记得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废金属买主确切是在什么时候出现在父亲废品站的窗前了。那大概是1994年，当时中国政府刚刚开始解除对基础工业的控制，一些私人企业家认为他们可以从废金属回收业中赚到大钱。这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机会：中国发展势头强劲，即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既有充足的劳动力，也有政府支持；他们唯一需要的东西就是原材料。开矿是获取原材料的方式之一；而另一个办法就是到美国去。许多废品回收商把美国称为废品沙特，这里的废品太多了，多到这里的人已经没有能力自行处理了。废品沙特是个很有趣的昵称，可这并非恭维之辞，而是描述一个可供挖掘的机会。

　　那些最初到来的中国大陆商人并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不过他们并非是最先到来的亚洲买主，因为我们曾一连数年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口小批量的废金属）。我只记得那些中国人的面孔、蹩脚的英语，还有他们愿意买下我们的所有库存：“你们有2号电线吗？”

　　我们当然有。我们还有客户可以提供这种电线：“你们打算要多少？”

　　“我们能先看看吗？”

　　于是我们去了仓库，快速查验一番后，他们提出买下所有存货。父亲报了一个价格，比我们给北美客户的价格要高出很多，他们并未讨价还价，当场就同意了。然后，如果他们有空，就会利用下午剩下的时间监督我们将所有库存电线装箱，等待运往中国的港口，只有那里才是他们所认为的真实存在的地方。对于我而言，或许当时大部分其他废品回收商也抱着类似的想法：佛山和亚特兰蒂斯一样，并不是真实的存在。

本文摘自《从中国到世界的天价垃圾贸易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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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品回收、循环再用，事实上是一个人人参与、大多数人都不重视，少数人从中获利，极少数人从中得到巨额利润的产业，这个产业在中国和世界都是隐秘而茁长成长到惊人的地步，影响着全球的经济、人文和环境，影响着中国在世界的位置。 本书作者是彭博社驻中国记者站记者，用十多年时间观察和深入研究中国和世界废品回收产业的发展，描绘近二十年来中国垃圾产业和社会发展现实，揭秘中国垃圾产业与世界经济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