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翻掘黄金

　　不仅中国人知道废品循环再用除了有关道德，还带来利益。世界上最大的废品回收业，也就是美国的废品回收业，亦是在自我获利动机的驱使下诞生的，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一行业一直在繁荣发展，进行着废品循环再用工作，从未引人注意，直到20世纪60年代，一场新兴的美国环保运动才重塑了这个行业的新形象。

　　环保主义者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非常在理的主张。资源稀缺是一个严峻的问题，随着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开始享受美国式中产阶级的消费方式，这个问题也就越来越重要。除非月球和其他地球以外的天体上的采矿业能取得巨大进步，那么次佳选择就是重复利用现有资源。

　　然而，重复利用和循环再用向来不是一件容易事。这不仅要求心灵手巧，还要求有创业精神。近来，这些特质常见于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些地方，消费量正在急剧增加，由此产生的可循环再用废品也在快速增加。根据我的经验，对于想方设法从日益增长的回收业市场中获利的亚洲人来说，拯救地球并不是他们的主要目标。不过这并不是新鲜事：在美国，企业家们也不是在慈善动机的激励下开创出全球回收业的。

　　现如今，美国废品回收业的业界巨头占据着董事会的会议室和宝马豪车。可他们掌管的生意并非始于董事会的会议室。相反，这些生意是靠着背包、小货车，或许还有一两个互不连接的后院才逐渐发展起来。经过了数年的发展，他们已经发展壮大，组成了股份公司，或者说被收购，并入了股份公司。然而，无论如何，增长的驱策力都是相同的：有人缺乏某种资源，其他既心灵手巧又具有创业精神的人则拥有创意，提供前者所需的资源。

伦纳德•弗里茨坐在办公室里，他可谓一个奇观：那一头几乎全白的头发向后梳成大背头，早晨10点左右的阳光穿透窗户照射在他的头发上熠熠生辉。他身着一条白色便裤、一件白色短袖衬衫，里面套一件白色T恤衫，身上带颜色的东西只有脖子上的一条金链子，以及脸上一副琥珀色的大太阳镜。因为工作和年龄的关系，他长脸上的五官早已经软化，变得十分慈祥。他称不上大块头，却有宽阔的肩膀，不难想象曾经支撑双肩的一定是一具钢铁般的身躯。握手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手很有力，而且因为工作关系还留下了很多伤疤。

　　他身后的窗外有一座废弃钢厂的构架黑乎乎地矗立在地平线上。这家工厂曾是当时十分繁荣的底特律汽车工业的一个供应商，他回想起了年轻时在那里打杂工的日子，整天翻找废品堆，寻找被钢厂认可的废品碎片。已是八十高龄的他大部分工作时间都是在这栋二层建筑的二楼办公室里度过的，这栋建筑曾经属于另一家钢厂，现在则属于这家他在大约九岁时就创立起来的企业。他的企业取得了非凡成就：2007年是美国工业废品回收业史上发展势头最强劲，也是最有利可图的一年，这一年，他创办的休伦谷联合钢铁公司收购了超过5亿千克可供循环再用的废旧钢料。2011年，该公司的加工量为3.5亿千克。世界上很少有回收厂能达到如此规模。

　　“我出生于1922年10月12日，”他飞快地说着，还有点口吃，“和哥伦布的生日是同一天。当时正是经济萧条时期。”他告诉我，他的母亲是收售旧布的，她把家用和工业用的二手旧布分成洗涤可再用的废布和扯碎后可用于造纸业的旧布。在20世纪前半叶，旧布业发展得十分繁荣，甚至拥有行业期刊，而且对没有其他技能的人来说，这也是他们最后的选择。现而今，除了经历过的人，那些岁月早已被人们遗忘了。“每星期赚2美元，”伦纳德回忆道，“每小时赚五六美分。”

　　循环再用在当时并没有特别之处。事实上，recycling（循环再用）这个单词被创造出来的时间并不长。根据《牛津英语辞典》所载，这个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石油公司需要一个单词来描述他们把原油送进精炼装置以减少杂质的过程。这也是一种循环再用，却绝非这个词当今所代表的含义。又过了半个世纪，这个代表石油循环提炼的词则演变成了一种具有公德心行为的同义词：积攒废旧报纸和铝罐，把它们进行再加工，生产出新产品。

　　我们把这种行为称为循环再用，伦纳德和他的家人则称之为“翻掘”。在你没本事做其他工作的时候，这是你唯一的选择。九岁的伦纳德很想要一件新校服，于是在1931年的夏天，他去工作了，也就是在底特律郊外的垃圾场中“翻掘”。他特别向我强调，那可不是“贵族”垃圾场，而是为穷人准备的垃圾场。

　　“垃圾堆边上的情形宛如流浪汉村，”他解释道，“旧沥青纸搭成的棚屋，50加仑的圆桶式锅，诸如此类。那里没有别的孩子……”垃圾场本身就设在一个深坑里，上面有岩架，运垃圾的卡车就把车上的垃圾从那里翻倒下去。如伦纳德所说，卡车一到，包括流浪汉和九岁大的他在内的所有人全都聚拢过来，随时准备扑过去抓住所有可以再出售的东西。12个瓶子可以卖3美分，不过伦纳德清楚地回忆道，真正值钱的是一种罗马清洁剂的瓶子，一个就能卖5美分。“在那里，人们会为了这样的瓶子大打出手。”伦纳德叹了口气。他口中的那些流浪汉会拿着没有墩布头的墩布把出现在垃圾场。原本用来钩住墩布头的挂钩裸露在外，变成了武器，可以钩住人的手，“他们才不在乎你的年纪、你的身份。这是真真正正的血腥金钱”。

　　再也没有人会去翻掘美国的垃圾场了（人们现在会把瓶子分类好，扔进蓝色和绿色的回收桶）。可在伦纳德年轻时，人们确实会这样做，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也依旧在这么做。我在印度、巴西、中国和约旦都见过伦纳德所说的那种垃圾场，里面星星点点地分布着一些穷人，一般都是母亲和小孩，他们真的会为了生计而打架。最著名的垃圾场自然是在孟买，《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这部电影已经惟妙惟肖地演绎了那里。在电影里，孤儿翻掘垃圾，寻找可循环再用的废品，换回食物。我就曾见过伦纳德所说的打架的情形，只是打架的双方是孩子。成年人往往会分开翻掘垃圾，而大多数情况下所有人翻掘垃圾都是为了维持生计。

　　1931年，伦纳德为了新校服和一个渐渐清晰的未来而去翻掘垃圾。通过这种方式，他比在那个垃圾场谋生的大部分人赚得都多，到了夏末，他赚到了12.45美元。“那个时候，对一个小孩子的暑期工作而言，这可是相当丰厚的一笔报酬啊。”

那么，一个人是怎么从翻掘垃圾转而经营起了废品回收生意呢？人们若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一般不会把时间浪费在分类他人的垃圾上。美国废品回收业史学家卡尔•齐姆林指出，这是外地人才会干的职业。他的经典作品《垃圾换现金》（Cash for Your Trash）一书认为，19世纪的废品回收业是一个门槛很低的行业。“从事废品回收业，只需很小一点投资即可。这种工作肮脏、危险，而且地位低下，有其他工作可干的本地人很少会选择这一行，即便只是暂时的也不愿意。启动成本低，没有根基比较稳固的本地人的竞争，使得移民有可能在这一行获得立足点。”

　　齐姆林利用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推测，1880年，美国废品回收业超过七成的从业人员都是欧洲人，大多来自爱尔兰、波兰和德国。在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是东欧犹太移民，之所以会从事这一行，除了齐姆林列出的原因外，还因为反犹太主义，这些移民被挡在了其他行业之外。许多人选择在包括纽约在内的东岸城市定居。事实上， 根据一项调查显示，1900年，居住在纽约的犹太人中有24.5%活跃在废品回收业。我的曾祖父亚当•莱德于20世纪初才从俄国来到了得克萨斯州的加尔维斯顿市，可他的经历与齐姆林描述的19世纪末在东海岸从事废品回收的犹太先辈们的命运如出一辙。在臭名昭著的反犹太城市明尼阿波里斯，因为教育和种族划分的限制，外曾祖父根本无法从事其他职业，于是，他开始收集那些被早已扎根下来的当地人扔出家门的东西。这是一份非常值得付出努力的工作：我的祖母，也就是亚当的五个孩子中的老二，很喜欢回忆一件事：他们能有钱给大哥莫特举行成人礼，得益于她和几个兄弟姐妹付出的劳动：把铁从废旧铜管里“清理”出来。“那是父亲的银行，”她带着得意的笑容这样告诉我，“我们坐在地下室的台阶上清理那家银行。”

　　齐姆林对19世纪美国废品回收业从业条件的描述，对我的祖母、外曾祖父以及伦纳德来说肯定十分熟悉：“废品回收总是与肮脏密不可分，因此有其他工作可做的本地人都不愿从事这一行，识别和收集可用的废品并非一项简单或快乐的工作。成功收集废品，需要分类整理一堆堆垃圾，并且有能力辨别出具有价值的废品。这项工作需要在很不舒服的环境中付出体力劳动，如在城市的垃圾场、工厂的废料堆，以及其他被认为是不健康和不卫生的环境。”

　　齐姆林采用过去时创作了关于美国废品回收业发展史的书，可他真该谈谈21世纪的中国和中国数百万收废品的小贩，他们在大城市里骑着速度十分缓慢的大三轮车，从事着这份工作。在外行人看来，他们肯定毫无组织可言，而且分布随意。然而，如果你能像我在2011年9月末所做的那样，在北京随便一条街道上找一个小贩打听一下，便会了解到更多的内幕：“做收垃圾生意的都是四川人。”一个身着格子羊毛夹克、一脸皱纹的人停下三轮车，坐在车座上这么告诉我。四川距离北京1600千米，存在很多亚文化群，有自己的方言和饮食，从四川来北京的务工人员很多，而像我那位从俄国来明尼阿波里斯市的曾祖父一样的移民也很多，二者的数量不相上下。“做废品回收生意的小贩都来自河南，”这个收废品的小贩又说，“那些买下所有我们收来东西的商人都是河北的。”

　　和我在一起的是北京一家非营利性环保组织“达尔文自然求知社”的年轻研究员陈丽雯（音译），她大部分时间都在想方设法提高北京人的环保意识。“北京人怎么样？他们对废品循环再用感兴趣吗？”

　　小贩看了一眼大街和一个正盯着他的警察说道：“没兴趣，年轻人对这种工作不感兴趣。他们只对大事感兴趣。”

　　别过小贩，我对丽雯讲起了我的一个朋友，他是湖南人，据他讲，他小时候不喜欢做作业，为此，他的父母便感觉受到了很大的威胁：“你长大以后要当个收破烂的吗？”

　　丽雯摇摇头：“有些拾荒者赚了大钱。比那些好好做作业的人强多了。”

　　不消说，伦纳德肯定不爱做作业。他虽缺少书本上的智慧，却收获了更多垃圾场带给他的智慧。

　　在刚开始聊天的时候，他说起了1931年12月12日那一天，那是个周六，犹太历新年哈罗什•桑纳节的第一天。之所以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因为有个犹太人肖蒂是那些流浪汉翻掘垃圾场可循环再用之物的大买家，可他在罗什•哈桑纳节不收东西。没有了肖蒂的现金，垃圾场那些“嗜酒如命”的流浪汉就开始不好过了。当时仅有九岁的伦纳德刚刚因为暑假去翻掘垃圾和早熟的心智赚了12.45美元这么“大”一笔钱，于是他就带着一个自从工业革命开始便驱策着旧货商的问题去找他的父亲：“如果我们买了，能卖出去吗？”

　　父亲告诉他答案是肯定的，于是九岁的伦纳德就大干起来。“我认识特别多醉鬼，他们在那一天会把价值1美元的东西以5分镍币卖掉。”可能是意识到谈论一个九岁的孩子和一群醉鬼打交道并不太好，他又忙着岔开话题，“噢，这不是说我买的是便宜货，但我只有这么多钱。”

　　买下了醉汉的东西，伦纳德和他父亲利用周末把这些物品运到当地一家废品站，卖了36美元，这几乎是他们投资的三倍。“我们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他回忆道，“经济萧条，这成了非常诱人的生意。”他父亲立刻就让伦纳德和他的兄弟姐妹去了其他垃圾场，收购废品，再转手卖出。这并非一项可以赚大钱的生意，比如说，他们家连室内抽水马桶都没有，可伦纳德回忆说他们非常幸运，是穷人堆里最有钱的。

　　到了1938年，伦纳德便不再和那些流浪汉一起翻掘城市里的垃圾场了。他去了钢厂的废料堆，有时是他一个人干活儿，有时候是和他父亲雇来的几个人一起。就这样，此时他不再寻找瓶子、铝罐和骨制品，转而寻找起了炼钢过程中产生的残余物，这些东西的数量很多。这一步无疑非常明智。对于这个有抱负的拾荒者来说，钢厂的废料堆才能帮助他建立属于他的生意王国，城市里的垃圾场可做不到这一点。当时和现在一样，制造企业和其他大型公司扔掉的废品可比家庭废品要多很多。而且和家庭废品不一样，在将之捡走之前，这些金属已经都按照等级和种类分类好了。无须坐在地下室的台阶上，像祖母和她的兄弟姐妹在哥哥莫特的成人礼前所做的那样。把众所周知的铁和铜分开，有一点更加有利，一个家庭一个星期才会扔掉0.5千克铝废料，而一家工厂一分钟可能就会扔掉这么多。因此，这个聪明、资本不多的拾荒者没有挨家挨户寻找500千克铝质废品，然后卖给再熔厂，而是一直在寻找一家可以一次性给他这么多废品的工厂，即便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然而，正如伦纳德很快就将学到的，一个有抱负的拾荒者从垃圾堆或其他地方的谋生能力与别人愿不愿意买他从垃圾堆里挖出来的东西成正比（这一点众所周知，可以说是一个真理）。在伦纳德开始干的时候，钢厂里有垃圾堆，垃圾和炼钢残渣都会被扔进去。后者之中主要包括沙粒、砖块和炼钢过程中掉落的钢铁碎片。在这些钢铁碎片中，数量最多的是热钢在冷却过程中其表面所形成的一种薄片。

　　在1938年的时候，这些被称为“轧屑”的薄片毫无用处，既无法将之熔解成新钢，也确实没有其他用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轧屑既可以和混凝土混合，也可以用来制造合金和新钢铁。

　　可在1938年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技术，于是，由于没有用处，各个钢厂都把轧屑扔进垃圾填埋地。然而，伦纳德很走运，一些废品站会廉价收购这种东西，用来和其他废品混合在一起。这个市场没有巨大的潜力，也带不来巨额利润，且乏人竞争，只要有一两个人像伦纳德那样苦干，肯定有薄利可图，而且不必担心其他翻掘者削价竞争。

　　然而，向废品站提供轧屑却是非常辛苦的体力劳动，所用工具不过是一把铁铲和几个筛子。据伦纳德描述，过程很简单：铲起一铁铲轧屑、泥土和砖块的混合物投进筛子里，然后摇晃筛子。剩下来的是理论上具有一半价值的轧屑。这种工作会让一个男孩子成长为男人，而年近九旬的伦纳德满怀激情地回顾着那段时光:“十五岁的时候，我的样子可和现在坐在这里的样子不一样。我当时的体重有85千克，身高1.73米左右，腰围2.2尺，壮得像头牛！”

　　我别转目光，看到伦纳德右边的架子上几乎空无一物，只有一些小摆设和一小幅耶稣画像，上面写着：“我就是道路（I am the way）。”他办公桌上的摆设和那些架子不一样：上面只有一部电话、一碗糖果和一盏带有绿色玻璃罩的小灯。我突然想到，如果可以，他肯定会把采访地点选在垃圾场，而不是这里。撇开那条信仰宣言不谈，这个空荡荡的空间与伦纳德之间的联系似乎并不大。

1917年11月24日，《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出版了第2186期副刊，在328页上有一篇短文，名为《垃圾是美国最富有的战时新娘：惊人浪费衍生的结果》（Junk Is America’s Richest War Bride: The Result of Amazing wastefulness）。这篇文章刊载时正赶上美国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原材料在战争期间都处于短缺状态，当时一些受过教育的读者看了这篇文章后，惊讶地了解到一个事实：毫无疑问，那些形形色色吃苦受累的外地人通过翻找他们的垃圾发了财，还建立了同业协会，并在华尔道夫酒店举行周年晚宴，“在战争之前，美国废品商的总交易金额平均为1亿美元。最近，废弃材料经销商大会在纽约举行，会议称美国废品商现在每年的交易总额就超过10亿美元”。

　　在外行人看来，废金属回收业的规模和收益率总是作为惊喜存在的，如果这不算侮辱的话。在某种程度上，这与大众认知之间肯定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一般人都觉得干这一行的主要是流氓、流浪汉和小偷。这种认知往往是由阶级偏见引起的（在20世纪初的美国，这种认知还带着反犹太主义的意味），但可以肯定的是，废品回收业的企业家正是来自于较为贫穷的阶级。果不出所料，《科学美国人》杂志上那篇文章的作者詹姆斯•安德森显然与那些不是从废品站起家的阶级是一国的：“从这一行里赚得盆满钵满的废纸大王在百老汇大街上没有摩天大厦，在华尔街大楼里也看不到他们。如果你想找废纸大王的工厂，就沿着码头区一直走，找到最破烂的建筑就是了。”

　　十五岁的伦纳德与父亲闹翻了，然后带着3美元离开了家，但无处可去。出走后的第一天，他一整天都沿着铁轨无所事事地向南闲逛，后来，他来到了迪尔伯恩的萨德勒煤厂。伦纳德回忆道，他需要一份工作，可埃尔•萨德勒并没有工作给他做。然而，萨德勒在伦纳德身上看到了特殊品质，于是提出卖给他一辆已经开过两年的雪弗兰卡车，售价300美元，从伦纳德开始做废品生意起，每天支付1美元。“我简直不敢相信，”伦纳德回忆道，“我脑子里想的都是可以捡废品的各个地方。”他再也不用花钱雇人把他每天收集的废品送到废品站了，现在他自己就可以做到了。而且他还能运得更多，这意味着他可以卖得更多。

　　在伦纳德看来，拾荒者的工作就是从别人认为毫无价值的东西里找出值钱的东西，或者从垃圾中找出别人懒得亲自寻找的有价值之物。“你知道，我之前最早做过的工作，就是把章克森大街上翻倒在地的烟囱里的钢铁加固梁弄出来，”他告诉我，“我得使劲敲击巨大的烟囱，才能把横梁弄出来。过去那种大锤子，抡起来真费劲。”他当时的薪水是每天4～6美元。

　　在底特律的其他地方，作为该市汽车业的主要供应商，阿姆克钢厂正在试验一种新型炼钢炉。可阿姆克钢厂面临着一个代价昂贵的问题：炼钢炉预烧矿石的价格约为每吨100美元。这种新炼钢炉的设计师是一位冶金学家，也是那个钢厂董事长的女儿，经过一番计算之后，她发现，如果在矿石里加入含有轧屑的化学合成物，预烧时间就能缩短，成本就可以减少99美元，仅为1美元。可阿姆克钢厂到底要到何处去搜寻这么多的轧屑填进炼钢炉呢？不知为何，寻找轧屑的工作落到了这位冶金学家丈夫的头上，这个年轻人于1938年7月2日去了底特律附近的凯尔瑟海斯车轮锻造厂。

　　碰巧的是，那一天伦纳德正在这家锻造厂的停车场里忙着筛选一堆重300吨的轧屑，并可以按照每吨1.25美元的价格将之卖出去。下午3点左右，当他从那堆轧屑中抬起头来，只见那位阿姆克钢厂冶金学家的丈夫正朝他走来：“他头戴霍姆堡毡帽，穿一件真正上好的骆驼毛外套。我连衬衫都没穿，你知道的，因为我正在大院里抡铁铲工作。他是哈佛大学毕业生，但当时有些摸不清门路，‘年轻人，你这堆轧屑有多少？’”

　　“我看大约有300吨。”

　　“不够。”

　　“噢，你需要多少？”

　　“我要3000吨。”

　　伦纳德当时只有十五岁，可他已经知道了很多事，其中一件就是：底特律有一个垃圾场，而炼钢厂常年都把轧屑丢到那里。“你得把轧屑挖出来过筛，”这个戴毡帽的男人解释道，“可除此之外就不要做别的了。”如果这个人真愿意和他签下购买3000吨轧屑的合同，他就需要雇人去挖，即便按照当时每吨1.25美元这个价格，他也肯定能赚到3750美元，而且雇几个能干的帮手绝对用不了这么多钱。“我想我可以挖，但你准备出多少钱？”

　　那个冶金学家的丈夫犹豫了一会儿：“大约每吨32美元。”

　　伦纳德自然有点蒙。“多少？”他大声道。

　　坐在企业总部这个绝佳的位置上回顾将近七十年前的往事，伦纳德因为那位冶金学家的丈夫接下来的话哈哈大笑起来：“他认为我说‘多少’的意思是‘你在胡说八道’。”

　　那位冶金学家的丈夫显然没有意识到他谈判的对象在这一刻之前还相信轧屑每吨只值1.25美元，然后抬高了那个在他眼里是故意压低的价格：“好吧，36美元。”

　　“于是我赶紧说，‘成交！’”

　　轧屑市场开始重新组合。自从1938年7月2日开始，这个市场就取决于钢厂可以利用轧屑在炼钢过程中节省了多少钱；而轧屑也从几乎与垃圾别无二致的东西变成了重要的原材料。伦纳德不仅知道从何处得到轧屑，在获取这种物质的方法方面也很有经验。而正是因为方法和源头，像伦纳德这样的人才能从小贩中脱颖而出，跻身到少数创业者的行列，从而可以积累大量可循环再用材料和巨额财富。

　　然而，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特别是对一个十五岁的少年而言，伦纳德利用预付款3600美元雇了几个朋友，还购买了一些额外的设备，包括两辆自卸卡车。借贷也无所谓；几个月之后，他十六岁生日没过多久，阿姆克钢厂交给了少年伦纳德一张18.6万美元的支票。

　　那是1938年。

1942年夏初，美国即将加入“二战”战圈，纽约经历了这个国家最初几次“拾垃圾热”中的一次。这股热潮的目的在于获取铝这种轻型金属，用来制造飞机。旧的坛坛罐罐是主要的收集对象，而窗框、炊具，甚至儿童玩具也在需求之列。一旦收集起来，这些铝制废品将被送到铝厂再熔化。

　　在传统上，旧货商是中间人，他们挨家挨户收来废金属，然后送到工厂再熔化。小型旧货商知道从何处收购旧的坛坛罐罐，市价几何，最重要的是，他们知道把废品送到再熔厂前如何做好准备工作，以及谁可以进行再熔化工作。他们拥有耐心、经验，而且因为利益驱动，他们还会按照类型和形状，把铝废料和非铝制零件分类，比如拆掉壶上固定提手的钢螺丝，否则会污染炼铝炉。祖母和她的兄弟姐妹们在她大哥的成人礼前做的就是这种工作。

　　平时，纽约人可以接受旧货商利用他们的废旧物品谋生。可战争期间这种态度发生了变化。在美国，外国人都是受怀疑的对象，特别是那些废品商，他们在过去三十年里通过出口废金属到世界各地发了大财，而出口国中还包括臭名昭著的轴心国。于是，包括纽约市市长法瑞罗•拉嘎迪亚在内的纽约人出于善意，自然也就不再有热情把他们的坛坛罐罐交给废品回收业。在疑心的驱使下，拉嘎迪亚要求由业余爱好者组成的社区委员会负责收购废品，并送到铝品再熔厂。在影响深远的社会史著作《废物与需求》（Waste and Want）一书中，历史学家苏珊•斯特拉瑟对由此产生的灾难进行了最简明扼要的叙述：“（那些再熔厂）一般购买的都是经旧货商分类过的废旧铝制品，而这股热潮送来的都是整台的电冰箱和婴儿车，这些东西可能整体重23千克，所含的铝却不过只有0.06千克。”换句话说，没有了利益的驱动，没人会把那0.06千克的铝从婴儿车上分离下来，社区委员会只是送来了一堆又一堆的好意——“为了帮助打赢战争，我把我的冰箱都捐出去了呢！”——那都是些十分相似的垃圾，除了一点点价值（铝）之外，别无其他价值可言。这也就无怪乎一堆堆含铝的废品闲置在再熔厂里了。这些在绝大程度上毫无价值的慷慨赠予物的受益人，也就是再熔厂，只能雇人把上面的铝拆下来，即翻掘这些废品，把无价值的东西和有价值的金属分开。如果纽约人能听其自然，旧货商会更加有效地完成这项工作，或许成本也会更低。

　　毫无疑问，在“二战”期间，家庭废品处理者在把垃圾扔进收集桶里让别人去分类时感觉很惬意。事实上，现在家庭垃圾分类者把苹果手机盒扔进蓝色回收桶，然后把桶放在路边，也会感觉良好，这二者的感觉可能是一样的。可他们的行为对真正的废品回收商并没有多大帮助，这些回收商就是把那些废品转化成新物质的公司。或多或少就是因为这一点，在灾难性的1941年收铝热后，联邦政府便转而要求传统的废品收购商和拾荒者在战争期间负责收购可循环再用废品。

　　20世纪上半叶，废品回收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交易的废品包括旧布、报纸、金属、骨制品和其他物品。根据齐姆林提供的数据，在伦纳德的家乡底特律，废品回收业像气球一样膨胀发展：1890年有60家废品回收公司，1910年有127家，到了1920年，就发展到了296家。根据美国政府当年工商业普查的结果，截止1948年，美国已拥有3044家废旧钢铁回收公司，销售额将近17亿美元。但相比“二战”后的美国废品回收业，这可谓小巫见大巫了。“二战”后期，美国的繁荣创造出了历史上最富裕的消费者阶层，以及随之而来的垃圾。已经存在了一个世纪之久的美国废品回收业刚刚开始大展宏图。

　　伦纳德将卖轧屑所赚的18.6万美元，大部分都投资在了那些今后价值高昂的废品上，正是这些废品，使得美国的废品回收业发展成了当今每年至少能带来300亿美元的产业。把薪水付给他弟弟雷和两个在学校认识的孩子后，已经是有钱人的伦纳德买了三辆福特A型车。“警察自然拦住我们警告一通，他们以为我们没钱，”他说着爆发出粗哑的笑声，“他们拦下这些孩子，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干了什么偷鸡摸狗的事儿。这其实算不上大事。我自己开的可是一辆全新的林肯轿车。”伦纳德给他的母亲买了一栋房子和一辆旁蒂克敞篷车。剩下的钱——那可是一大笔钱——他放在了香烟盒里，“我不相信银行。”

　　可是他相信他的商业意识。有了卖轧屑的钱，他买了卡车和设备，雇了员工，投标请求承包规模更大的废品。赶上生意好的几个礼拜，能赚1800美元，赶上不好的几个礼拜，收入会降低到七八百美元。那是一段很惬意的生活，可在“二战”爆发之后，他却毫不犹豫地从军了。“这让我觉得自己很像个英雄，你知道的。”在为时两个小时的采访中，他头一次找不到语言来确切解释他为何要做一件事。“那种激动——你知道的，我的身体消失了，骨骼消失了，可那种激动依然存在于我的灵魂中。”他又顿了顿，这次停顿的时间较长，“一定会有更好的机会，我们可以做不一样的事。”

　　在出发前往欧洲前，伦纳德把他的生意交到了家人手上。两周后，他们就把生意转手他人，卖了5000美元。回首往事，他说仅那些设备就价值2.5万美元。可他什么都做不了。在战争期间，他每星期赚52美元，并把其中一部分寄回家供养母亲。1944年，退伍归来，只留下了严重的肾结石病和乐观的态度。“我的运气好到让人无法相信。”他说着微微一笑。这是肯定的。战后美国经济开始蓬勃发展，如果底特律有一个人知道如何从别人源源不断扔掉的垃圾中生财，那这个人就是伦纳德。

美国的汽车制造了规模最大且泛滥成灾的废弃物，这也为世界所共知。伦纳德的休伦谷联合钢铁公司最终从中积累了巨额财富。可这种发展要在一二十年后才会到来。与此同时，伦纳德一直靠钢厂扔进垃圾堆中的东西赚钱。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伦纳德告诉我，他雇了127个人在“全国”挖垃圾。

　　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可像伦纳德这样的小规模企业家因此才可以和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矿主竞争。毕竟，这二者的生意，即废品循环再用专家和铁矿矿主，都为相同的钢厂服务。然而，翻掘要比采矿成本低，像伦纳德一样的小型企业家才可以进入这个行业，才能做上原材料供给生意。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他的生意已经壮大到可以用自己的熔炉炼铁了。

本文摘自《从中国到世界的天价垃圾贸易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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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品回收、循环再用，事实上是一个人人参与、大多数人都不重视，少数人从中获利，极少数人从中得到巨额利润的产业，这个产业在中国和世界都是隐秘而茁长成长到惊人的地步，影响着全球的经济、人文和环境，影响着中国在世界的位置。 本书作者是彭博社驻中国记者站记者，用十多年时间观察和深入研究中国和世界废品回收产业的发展，描绘近二十年来中国垃圾产业和社会发展现实，揭秘中国垃圾产业与世界经济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