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何时，有一个真理放诸四海皆准：人越富有，受教育程度越高，扔掉的东西就越多。在美国，富人不仅买的东西比较多，而且其中更多的是可回收再利用的东西，比如盛放东西的可回收的罐子、瓶子与盒子。因此，如果你在废品回收日开车经过受过高等教育、高收入邻居的门口，一定会看到蓝绿两色的回收桶里装满了整齐分类的报纸、iPad包装盒、红酒瓶和健怡可乐罐。同时，如果你开车经过一个并不富有的邻居家，一定不会看到那么多的回收桶和可回收利用之物。
比较有钱的邻居所进行的垃圾分类，使人可从中收获可循环再用之物，这说明他们是非常称职的垃圾管理员。可如果他们不是大量消费的消费者，就无法成为优秀的垃圾管理员（正如穷人买的东西少，在某种程度上便无法收获可回收的废品并进行再利用一样）。下面的统计资料便可支持这一观察结果：在1960至2010年间，据美国环境保护署（USEPA）所提供的最新数据，美国人从家中和办公地点收获的可回收废品数量从560万吨上升到6500万吨。然而，在同一时期内，垃圾总量则增长了三倍，从8810万吨上升到了2.499亿吨。毫无疑问，美国人在废品循环再用方面做得十分出色，但他们制造垃圾的能力同样不逊色。人数越多，财富越多——从1960至2010年，堪称积累财富时期——扔掉的垃圾就越多。事实上，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只有一年垃圾总量出现了锐减，而这还要归功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收入和循环再用之间的关系业已存在了几十年。以明尼苏达州人口为116.8万的亨内平县为例。我出生在亨内平县的最大城市明尼阿波里斯市，2010年，其回收利用率为36%，平均年度家庭废品回收量为153千克，而亨内平县各社区的回收利用率则为41%。同时，在明尼阿波里斯市西部的富人社区明尼唐卡湖畔园，其年度家庭废品回收量为175千克，在亨内平县排名第一。为什么？其中一个原因在于，2010年，明尼唐卡湖畔园的家庭年均收入为168868美元，而拥有大量贫困人口的明尼阿波里斯市的家庭年均收入仅为45838美元。当然，这其中还有其他原因（在采集这个数据时，明尼阿波里斯市要求市民把可回收废品按照七个不同的类别进行分类，因此垃圾分类成了讨厌又耗时的工作，但明尼唐卡湖畔园的居民则无须分类），可有一个事实很难忽略，相比明尼阿波里斯市的低收入住宅区，像明尼唐卡湖畔园这样的地方，无疑会贡献更多整洁的可回收的白色iPad包装盒和周日版的《纽约时报》。
从前住在美国时，我有蓝绿两种颜色的回收桶，在道德动力的驱使下，我会把可回收废品扔进这两个桶里，而且如有可能，我塞进这两个桶里的东西要比扔进垃圾桶里的东西还要多。废纸丢进其中一个回收桶，其他可回收废品丢进另一个，然后把这两个桶放在路边，可是，因为小时候在家里经营的废品站待过，所以我感觉这么做是在自欺而已。我很清楚，铝罐可以按重量卖钱，学校放暑假时，我经常都会被委以重任，给流浪汉、大学生和节俭的家庭回收者送到我家废品站的铝罐称重。祖母经历过经济大萧条时期，因此觉得所有可再利用之物都有价值。她在晚年依然坚持开车把她那些为数不多的铝罐送到我家的废品站，而不是免费送给城市回收处。
通常情况下，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对于如何利用扔出家门的垃圾问题，必须要搞清楚答案的应该是各个城市和少数大型废品回收公司，而不是那些在自动售货机上买铝罐饮料的青少年。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收走我们扔进回收桶里的东西。而在有选择之际，他们只会接收那些可卖掉获利的废品，譬如祖母不愿意交给他们的铝罐。那些可卖掉获利的东西一般均可轻易翻新，制造出全新的物品。将用过的铝罐重制成新的铝罐非常简单；然而，要想把皮箱重制成其他东西可就困难了。
在美国，偶尔在废品回收日开车经过邻居家，我都会注意那些装满旧皮箱之类东西的回收桶，人们把这些东西放在那里的初衷既算是误信，也算是正当的认知：废品回收公司也需要采用合适的方法去“再利用”它们——无论所谓的再利用意味着什么。废品回收公司绝不会白白放弃采取合适方法的机会。他们只是尚未找到有利可图的途径，譬如如何分类制成皮箱手柄和皮箱箱体的两种塑料。这种工作只能由可从中获利的人来完成，而迄今为止，收走蓝绿两色回收桶里东西的大型回收公司尚未找到这样的生财之道。然而，他们已经开始了解如何深层挖掘回收箱，从而得到那些回收起来有利可图的东西。这既不是最吸引人的活，往往也不是政客和环保主义者在讨论“绿色工作”时会谈论的话题。可对于某些人而言，这意味着一个机会，它与硅谷人的梦想一样，拥有无尽的潜力。
艾伦•巴克拉克就是这样的人。作为北美最大的家庭废品回收商——南得州区废品管理公司的回收经理，他是废品回收的专业人士，对这一行充满兴趣，认为其有利可图。与全球废品回收业的很多同行一样，不再年轻的他依然具有青春活力，这样的朝气蓬勃只能说明一点，他是真的真的很喜欢那些分类垃圾的机器。有人会因为自己所做的是处理别人家垃圾的工作而觉得羞耻，可艾伦并没有这样的感觉，他热爱这一行。
我们是在2012年1月认识的，相识的地方就在废品管理公司斥资1500万美元兴建的超大型废品回收厂的访客区。艾伦是这家工厂设计工作的中流砥柱，现在是这家工厂的负责人。即便我们非常愉快地聊着天，艾伦的目光也不在我身上，他关注的对象是厚玻璃窗另一面的车间以及下面两层楼里的车间：塑料瓶、纸板、废纸快速移动（速度为A级），被传送带运上运下，挤压，来回往复，然后那些塑料瓶、纸板、废纸就会被整齐分类，堆成干草捆大小的一堆，并用不锈钢扎带捆绑好。“对于这份工作，你要么是爱，要么是恨，”关于这一行从业者的心情，他是这样告诉我的，“你或许会在六个星期后离开，也许到不了六个星期你就不干了，否则，这一行将会成为你的终生事业。”
在某种意义上而言，这里可以说是一个绿色天堂，在废品回收日被清理出来的家庭可回收物，如人们细心收藏的报纸、瓶子和铝罐等物，最后都到了这里。如果说艾伦是守在天国之门的圣彼得或许并不准确，可他的确是指挥链条中的一环。然而，如果休斯敦材料回收厂堪称绿色天堂的话，那么必须得说，休斯敦市肯定就是绿色地狱了，如果你注意到这里的家庭废品和回收利用状况，一定会觉得这个说法并不过分。
数字最能说明问题。2010年，美国回收再利用了将近34%的“城市固体废品”。也就是说，在家庭、学校和办公地点（不包括工业设施、建筑工地、农场、矿厂等场所）产生的废品中，有34%并没有进入垃圾填埋地，而是被送到了废品回收工厂中，在那里，它们得以被再利用，得到了“重生”。在长期废品回收工程的帮助下，纽约、明尼阿波里斯市和其他美国城市的废品回收再利用率也大致如此，只是上下稍有浮动。可休斯敦呢？2008年，休斯敦只回收再利用了2.6%的城市固体废品。其他的97.4%呢？总的来说，它们都进了垃圾填埋区。艾伦尴尬地告诉我，自2008年以来，这个比率已经提升至6%或7%。无论从何种定义来说，这都不是一个拿得出手的数字。如何解释呢？
对于住在旧金山这种地方（废品再利用率超过70%）的人来说，一个比较流行的解释是，乡下人不喜欢循环再利用废品。这种解读并不仅仅体现了城市人的优越感，从中还可以看出，对于旧金山如何做到以及为何废品回收再利用率这么高，人们怀有巨大的误解。
毫无疑问，对于一个人或一个地方回收再利用废品的实际数量，文化、教育和收入必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根据我的经验来说，没有哪一种文化能像穷人的文化那样，如此鼓励提高回收再利用率。大体而言，如果一个人没钱买新东西，往往就会多次利用现有的东西。因此，在旧金山，乔氏超市装意式烤面包片的玻璃罐很可能会被直接丢进回收桶；而在孟买的贫民窟，同样的玻璃罐——如果那里的人买得起的话——或许会成为厨房里的盛物工具。孟买贫民窟的废品再利用率远高于旧金山郊区，原因有二：一是他们的消费并不多，比如说，没有iPad包装盒可供回收再利用；二是日常生计需要他们节俭度日。然而，不论某一人群多么贫穷或具有环保意识，他们的废品再利用率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是否有人能从废品再利用中获得经济利益。在孟买，这样的经济利益基本上都与个人利益有关；而在富裕的旧金山，很少有人会在乎卖了一堆废报纸得到的那几个小钱，收走别人的废品是否有利可图只是废品回收公司必须要找出答案的问题。
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休斯敦人也没有兴趣尝试孟买式的节俭。如此一来，压力就转嫁到了废品回收公司身上，而这些公司很不幸地发现在休斯敦做废品回收这一行极难获利。问题是多方面的。休斯敦的面积很大，人口密度却很低，每平方千米只有1270人，而旧金山的人口密度则为6540人。从人口学角度来说，旧金山每平方千米土地上的回收桶要多于休斯敦，因为那里每平方千米土地上的住家数多。从废品回收业的角度来看，也就是说，为了收集同样重量的废报纸，废品回收公司的卡车在休斯敦开出的距离要比在旧金山的远。换句话说：休斯敦的废品回收公司必须付出更多的劳动、更大的成本，才能获得与旧金山的废品回收公司同样的收入。
有一种方法可以克服这一问题，即当地政府给予废品回收公司补贴或采取类似措施。可在反对税收和收费的休斯敦，这是个棘手的问题，特别是得克萨斯州的垃圾堆填费用在美国是最低的。通情达理的纳税人或许会询问原因（政客更是会借此大做文章），如果以较低成本便可以填埋处理同样多的垃圾，为什么还要求他们支付更多的税金去进行循环再用。
另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是鼓励休斯敦的居民贡献更多可循环再用的废品，如此一来，每一辆小卡车都可以为废品回收公司带去更多潜在的获利机会。不管你相不相信，这个方法做起来非常容易（而且不必鼓励增加消费即可实现）。做法如下：拿走两三个，有时候甚至可以是七个小回收桶（美国家庭都是通过这些小桶来分类可循环再用废品的），然后换上一个大回收桶，所有可回收再用之物都可扔进去。这种做法被称为单流循环再用法（与双流循环再用法截然不同，这种方法要求把废纸装在一个回收桶里，其他可回收废品装在另一个回收桶里）。在试行这一方法的社区，废品回收率提高了30%。为什么不找机会试一试呢？无论你喜欢与否，即便具有环保意识的人有时也会因为太忙而懒得分类垃圾，然后扔进不同的回收桶里（我喜欢把这种情况称为“玩垃圾”）。因此，废品管理公司数年来一直在休斯敦推行单流循环再用法。
可如果休斯敦的居民不对他们扔进废品管理公司卡车里的所有额外可循环再用之物进行分类，那废品管理公司应该如何从中获取更多的可回收再用废品呢？这就是艾伦和一群工程师负责研究的课题，也是投入了1500万美元的项目。
高中生都会到麦当劳找工作，也有些很喜欢做剪草坪的工作。艾伦却不是这样的学生。他是那种极富创业精神的孩子，他寻找的是那些可低价买入、高价卖出的东西。他找到了两种这样的东西：一是电脑打孔卡，在20世纪60年代末之前，这是向大型主机输入数据的主要工具；另一种就是连续式电脑打印纸。这两种东西很受当地纸废品站的欢迎，而且可以现金交易，纸废品站会把这些东西整理好，以便加工成新纸。因此，艾伦在高中时就成了一个小富翁。事实上，他可能比当时的大多数人都有钱。
是什么吸引他进入废品回收这一行的呢？他这么告诉我：“我很幸运，我很有这方面的天分，而且这一行也很适合我的注意力缺失症和强迫症。”与许多年轻企业家很早就感受到强烈的使命感一样，艾伦的大学生涯也没有持续很长时间，退学后，他便到朋友的一家垃圾搬运公司上班。在那里，他建议垃圾工人把可循环再用的废纸和纸板卖给废品站赚钱，而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他一直致力于回收再利用休斯敦地区各家公司（而非家庭）的废纸和纸板。不过，2008年事情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废品管理公司当时正在寻找一家合适的废品回收公司，帮他们在休斯敦开展家庭废品回收生意，他们认为拥有近三十年废品回收经验的艾伦就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合作伙伴。这可谓一个大好时机。艾伦当时正好希望海湾废品回收公司进军家庭废品回收业，可他们接触不到大量可循环利用的废品。“那些废品都是由垃圾公司回收的，”他解释道，“因此，如果没有充足的废品可供使用，也就没有理由斥资1500万～2000万美元去购买设备。”
“你需要规模。”我说。
废品管理公司负责公关的副总裁林恩•布朗站在我身边高声说道：“或者说，你需要的是一份与休斯敦市政府合作的合同。”
艾伦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在这一行里，规模相当重要。”
废品管理公司于2008年收购了海湾废品回收公司，2010年，该公司开始着手把海湾公司转型为单流循环再用废品加工厂，并于2011年2月正式营业。时至今日，该厂每天可分类272～318吨的单流循环再用废品。而这大约是一架空客A380客机的重量，只是构成这一重量的都是报纸、塑料奶罐、啤酒罐和鞋盒。我请艾伦粗略估计一下，这些废品来自多少个家庭，他告诉我，一个休斯敦家庭平均每月提供的单流循环再用废品为23千克。然而，并非每个人都会循环再用废品，也不是每个人都会一个星期倒一次他们家的回收桶，而有些人倒回收桶的频率则要高于平均水平，比如艾伦的家人每星期会倒六个回收桶！与此同时，在这家工厂处理的废品中，有一小部分来自商业场所，如超市后面装满纸板的大垃圾桶。然而，根据粗略估算可知，休斯敦废品加工业每日的加工量约等同于1.2万个休斯敦家庭一个月回收再利用的废品总量。
“准备好去转转了吗？”艾伦问我，他的脸上带着孩子般的光芒。废品管理公司负责发展和商品销售（销售废品制品的部门）的副总裁马特•科茨和林恩•布朗随行。他们两个人经常出入工厂，还亲自参与了工厂的规划工作，可对于再次参观的提议，我没有感觉到他们有丝毫的不情愿。
我们四个人走到外面，绕过工厂大楼，走进了一个封闭收货区，一辆卡车正在那里把回收回来的废品倒在混凝土地面上。倾倒单流循环再用废品时，相比哐啷声，更常听到的是嘶嘶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中七成都是废纸：废弃的信件、报纸和办公用纸。一辆前端装载机开了过来，而大部分人都是习惯看到这样的机器在建筑工地里挖土。装载机将前臂伸进这些饱含善意的废品中，举起，然后倒进一个设备里，据艾伦说，这个设备会以平稳且均匀的速度把这些东西送到传送带上。“这一环很重要，”艾伦说，“关系到你即将看到的其他环节能否正常且持续地运转。”
我们走进了那个我从楼上看到的超大型车间里，我发誓，我脑海里闪现的第一个画面就是威利•旺卡（电影《查理与巧克力工厂》中的角色。——编者注）的巧克力工厂：废品传送带急速向上行进，把废品送进旋转的星形机器中，这个机器抛掷废品的方式我只能用“有趣”这个词来形容，就像是爆米花在煎锅里蹦跳一样。有些废品被继续运走，有些则掉了下去。我不仅看到洗涤剂和洗发水的瓶子以超过每秒122米（艾伦请我不要透露真实速度，因为这是商业机密）的速度急速行进，还看到奶瓶从未知的几个点掉到了一个巨大的笼状物里。我忽然想到那句台词，“孩子们一定会喜欢这个地方”，然后把这句话对他大声说了出来，可他没有任何反应，或许因为这是明摆着的事情，或许因为他没听到我的话，因为我的声音已经被彻底淹没了，毕竟，机器的轰鸣声、废纸的嘶嘶声，以及玻璃、铝和塑料废品撞击时发出的咚咚声是这样嘈杂。
走上一道楼梯，来到了艾伦口中的“预分类区”。这里有两个工人站在一条快速运转的传送带边，而带子传送的都是刚刚运到、尚未分类且需要进行循环再用的“可循环再用之物”！其中一个工人伸出手，从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中抓住一个棕色塑料袋，然后，这个塑料袋飞快地消失了，原来是被正上方的一个大真空管吸了进去，太像威利•旺卡的工厂了。随后他开始重复刚才的工作。“并非每个人都能忍受这份工作，”艾伦靠过来，冲着那条快速传送乱糟糟废品的带子点点头说，“有些人被搞得头晕目眩，呕吐不止。”
然而，我对此并不感兴趣：“那些塑料袋呢？”
“塑料袋是最麻烦的东西。”艾伦冲我大声喊道，“它们会把轮轴缠住，我们得花费数小时才能把它们拉下来。”
我在心里告诉自己：绝不再用塑料袋盛放我那些用过的啤酒罐。“你们仍旧能再利用那些塑料袋？”
“当然！”
其中一个分类工人抓住了一个东西——速度太快了，我没看清——然后将之扔进了一个方形斜槽里，可这个斜槽通向何处呢？据我所知，有可能通往地球另一边（中国？）。“另一个工作环节是挑拣出大块塑料和垃圾。”他指了指远处那些我刚才在底下看到的旋转着的星形机器。最终我没来得及问问那个斜槽连接着什么地方。
传送带进入星形机器后，报纸在星形机器顶端弹跳起来，很像一层泡沫，仿佛翻腾海浪里的泛白的海水。那些星形机器采用特种塑料制成，十分耐用，中间设有间隔，这样一来，塑料、玻璃和铝制品就会掉到另一条传送带上。与此同时，报纸则跳跃着跨过星形机器，出现在另一端，从而实现了分类。下面那些从星形机器中掉下去的材料（含有更多的废纸）被传送进了另外几台星形机器中，这些星形机器之间的间隔较窄，可以过滤出更多较小的废纸，而塑料、玻璃和铝罐则继续向下掉落。这很像瀑布，每一个环节的角度都比下一个环节更加倾斜，每一个环节都可以分离出废纸和塑料。对于清理65%～70%都是报纸、办公用纸和邮寄宣传品的废品而言，这是一个关键步骤，也许还是最关键的步骤。
下方有一个装置可发出电流，阻挡金属物，毫不夸张地说，铝罐就是从这个设备中喷涌而出的。在我看来，这有点像铝罐要从废纸和塑料的洪流中跳出来自杀，结果却掉进了一个笼状物里，它们在那里汇聚在一起，等待被再次熔化。同时，得益于玻璃比废纸重这一明显特点，经过了几个环节后，玻璃便被分离了出来。这样想象一下：如果把一个啤酒瓶放在一堆报纸优惠券边上，用吹风机对准它们猛吹，最后剩下的，可能只有啤酒瓶。这与废品管理公司用来分离这两种物质的物理原理大致近似。
必须承认，我对此真的很感兴趣，这时候，一直在嘎啦嘎啦行进的传送带突然“吱呀”一声，全部停了下来。我转头看着艾伦：“怎么了？”
“大概是有东西卡住了，”他挥挥手说，由此可见这种情况已经司空见惯，“这东西可能很大。所以所有机器都停了。”
等着机器重新运转时，我伏在栏杆上，这才意识到我现在的位置大概有六米高，而且我们才刚刚开始参观这个庞然大物。艾伦告诉我，废品从头到尾在这些机器上过一遍大约需要十二分钟。我看到下面有一辆铲车拖着一大捆足有成千上万张像是邮寄宣传品的东西快速驶过。这捆东西将被放进集装箱里，随后很可能会被运往中国制造成新纸。
机器突然又开始呼啸起来，传送带动了，那个巨大的循环再用机械慢慢转动起来，先是远处一条传送带开动，然后是星状过滤器，接着是振动台，天知道后面一个接一个运转起来的机器叫什么名字。“不能同时开启所有机器，”艾伦解释道，“很复杂，所以得分阶段开启。”如果我感觉没错的话，只过了十五秒钟，那些传送带就又动了起来。
我们又上了几级台阶，来到了设备的更高处，废纸早已被分离了出来，所以这里已经看不到废纸了。现在这里分类的是不同种类的塑料。“这是工人们最喜欢的。”艾伦冲一个悬挂在很多瓶子上方的黄色设备抬抬下巴。该设备装有两百个传感器，其发出的红外线光照射在下方经过的废品上。比方说，红外线光照在红色汰渍清洗剂瓶子上，没有反应；照在白色美汁源橙汁瓶子上，仍然没有反应。可如果在嗖嗖经过的废品中，红外线光照到了透明的可口可乐瓶子，电脑就会准确地自动记录下这个瓶子在具有精确计时功能的传送带上的位置。
“听到了吗？”艾伦带着顽皮的笑容大声问道。
在一片喧闹声中，我听到一声很不寻常且非常尖厉的压缩空气的爆裂声。在距离传感器几米远的地方，一个阿夸菲纳水瓶摇摇晃晃地向后被运到了另一条传送带上，仿佛被击毙了一样，它后面是一个可乐瓶子，同样也像是被击毙了似的。电脑十分清楚这些瓶子的位置，以及它们到达气枪处所需要的时间。现在我可以看到气枪喷嘴，这些小小的针尖可把空瓶子刺破。这样的发射速度，让我似乎有置身于密集枪炮射程范围内的感觉。砰砰，两个瓶子爆了。砰砰砰，又有三个瓶子爆裂。据艾伦说，这个带传感器和气枪的设备可代替六到十个分类工人，这些工人和机器不一样，看到塑料在下方旋转，他们会累，会呕吐。
然而，这些红外线传感器因为本身复杂精密的特性而具有局限性。据艾伦说，其中一个局限便是“它们无法从带颜色的聚乙烯瓶中辨识出白色聚乙烯瓶”。用外行的话来说，这就是区分红色汰渍清洗剂瓶和白色美汁源橙汁瓶子的过程，但无须担心：“我们拥有最精密的设备——人。”果然，三个人站在一条传送带边，抓起白色瓶子，然后扔到下面的斜槽里。人类的“分类”极限是每分钟四十五次左右，这个成绩还不赖，可一排气枪和传感器能做到每分钟数百次，二者没有可比性。由于尚未研发出分类这类塑料的技术，所以目前只能由人工完成。
然而，尽管艾伦开玩笑把人比作机器，他却一直非常尊重厂里分类工人所做的工作。如同一直以来我所认识的废品回收业的创业者，他与分类工人有感情共鸣。毕竟，他们都是分类他人废品行业中的一分子。“我会为这些人挡子弹，这些工作非常棒……”他犹豫了片刻，随后激动起来，“在人们眼里，这些工作的收入即便不是最微薄的，也是非常低的，所以人员流动率肯定非常高。可是，我这里的员工有的做了十年、十五年，还有的一干就是二十年。”
这或许不是收入最高的工作，或许不是那种你的孩子愿意向小伙伴们炫耀的刺激工作。可如果你寻找的是一份稳定工作，有养老金可拿，而且几乎从未有过裁员，那么，再也没有比从事美国废品回收业更长久的工作了。在休斯敦这样一个尝尽了经济起伏滋味的城市，这样一份稳定工作可并不仅仅意味着能拿到薪水。“我的老板，”艾伦再次灿烂地笑了，“也就是废品管理公司本区域的负责人，之所以会从事这一行，是因为他的父亲是做石油的，看着父亲在那一行起起伏伏，因而他下定决心，‘我要找一个永远都很稳定的行业’。”
在远离休斯敦的丹佛、密尔沃基、波士顿和芝加哥的办公室中，有三十五位男女职员每天都来此上班，他们的工作就是为休斯敦和废品管理公司数十个遍布北美的其他回收厂分类过的可循环再用的废品找到一个家。对他们来说，一捆可循环再用的清洗剂瓶子与最初制造它们所使用的一桶桶石油同样具有经济价值。他们所做的不是一份富有情感的工作，也称不上特别绿色或具有环保意识。说白了，他们的工作就是把废品卖个高价。举例来说，如果中国阜阳的一家工厂出高价买下那些塑料瓶，那么那些塑料瓶很可能就会被运至阜阳；如果一家美国制造商更需要它们——这很有可能，而且愿意花钱来证明这一点，那么塑料瓶就会留在美国。这只是生意，能对其产生影响的只有海运成本，以及美国和废品管理公司希望的出口国的法律法规。
曾经陪同我和艾伦参观休斯敦回收厂的负责发展和商品销售的副总裁马特是市场营销方面的负责人，我们来到高处的一个房间内，在这里，一捆捆曾经的可循环再用废品、现在的合格商品高高地堆在一起，足有五米高。“看看这些铝罐，”马特指着一捆闪闪发亮的东西对我说，“送到这里的废品不计其数，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却在这个工厂的总产值中占一大部分。”换句话说：每千克废报纸价值两三美分；而在北美市场上，每千克铝罐则价值约一美元。现在想象一下吧，你拥有数吨这种铝罐，得到它们的成本却非常低：这就是废金属收购商和废品回收商的获利之道。
我回头看了看主厂房，只见一辆铲车正拖着一捆废报纸离开，随后我把注意力放回到这个库房。我注意到，在一堆堆塑料清洗剂瓶子中间，有几捆看上去像是废品管理公司的大塑料回收桶和轮胎等东西。
“我没看错吧？”
艾伦笑了：“司机把回收桶里的东西倒进卡车，有时候就会失手把桶掉在车里。这种情况时有发生。”
我走近其中一堆。这些回收桶看上去很新，但事实却是它们都被压扁了，和同样被压扁的桶、洗衣篮和很多奶瓶捆绑在一起，仿佛处在一堆蛤壳化石中的恐龙骨骼化石。这使我想起了一件事：2008年，包括强纳森•法兰森在内的旧金山的几位作家举行了一场募捐活动，他们买了276个回收桶，作为礼物送给了休斯敦那些没有循环再用意识的乡巴佬。虽然这么做有那么点恩赐的态度，但绝对是善意之举，可我非常肯定，如果此刻我眼前所见有代表性的话，那么那些回收箱很久以前就已经被压扁运去了中国，并且制造成洗衣篮卖给了上海那些日趋重要的中产阶级。在全球废品回收业中，实用性和利润几乎总比好意重要得多，不论这份好意中是否夹杂着盛气凌人的气焰。
“不把它们挑选出来吗？”
“不值得这么做，”艾伦答道，“它们在被运送到此处的过程中就已经破损了。所以不值得关闭机器，把它们挑出来，再送回居民区。”
在废品管理公司不断发展壮大的兵工厂中有三十六条单流废品分拣线，休斯敦的这条则是由最新和最先进设备组成的分拣线之一。也就是说，这十之八九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家庭废品分拣线之一。休斯敦这条分拣线具有强大的功能，却也存在一项缺陷，那便是太过静态，而这一点非常重要。一定要改进这一缺陷：休斯敦人的消费习惯在不断变化，因此废品也在不停地变化。这条单流废品分拣线也应该随之不断改进。
现在这条分拣线的设计和调整功能是分拣约七成都是报纸、杂志和邮寄宣传品之类的单流废品。可情况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休斯敦人都选择用电子阅读器看报纸。很多有力的统计数字均可说明这一改变确有其事，根据亚特兰大废纸循环再用咨询公司摩尔联合咨询公司提供的数据：2002年，美国人循环再用了1049.2万吨报纸；2011年，他们循环再用的报纸数量为661.5万吨。这一变化导致的直接结果便是，邮寄宣传品在可循环再用废品中的比例增加了。从机械分拣线的角度来说，这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转变：邮寄宣传品比报纸分量轻，价值低。等到报纸在废品中所占总体比例再降低五个百分点，艾伦和废品管理公司的工程师们就不得不对机器稍作调整了，或许是再增加一两个星状过滤器，或许是改变几条传送带的速度，以便可以赶上时代的步伐。
“我喜欢将这一行比作煲汤，”艾伦告诉我，“可以在汤里放一点辣椒、一点大蒜，但一锅汤里不能只有辣椒和大蒜。煲汤是一个需要持续融合的过程，真算是一种手艺。”“这一行”分类的对象是美国人扔掉的东西，如果美国人懒得亲自分类，艾伦和废品管理公司的工程师们则乐于耗资数百万美元研发技术，为他们做分类工作。“我们爱这一行的这个特点，因为我们中大多数人都有注意力缺乏症，并且需要这一行不断发展，”他告诉我，“如果这一行停滞不前，你肯定会觉得无聊。”
碰巧的是，中国对报纸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增加，对宣传印刷品亦是如此。可你在中国找不到像艾伦这样“煲汤”的人，在印度、肯尼亚、越南和约旦，同样也找不到这样的人。原因在于，这个世界的大部分地方依旧非常贫穷，因此找不到理由雇佣工人去做艾伦凭借星状过滤器及气枪所做的事：分类，收获可循环再用之物。同样地，如果一个地方十分贫困，没有合适的理由建立艾伦那样的分类厂，那么很有可能的是，这里也产生不出足够的可循环再用之物来为投资建立这样一个工厂提供正当的理由。
想想看，我住了九年的上海高层建筑庭院中，每天晚上都会发生的情况：午夜刚过，你可能会听到瓶子弹跳着从水泥地面上翻滚而过时发出的当啷声。如果倒退回去寻找瓶子的来源，你将会来到一个比单车车库大不了多少的水泥小屋，那里堆满了气味“芬芳”的垃圾，而且垃圾已经溢出了一两米远，落到了狭窄的柏油路上。这些垃圾看起来与美国的垃圾不同：很少有盒子、铝罐、瓶子，或任何坚硬到可以装东西的物体。大部是垃圾都是食物残渣——皮、壳和骨头。
走近一点，你或许会看到在那些已经外溢的垃圾堆上面，有两三个弯腰驼背的影子，肩膀上挂着摇摇晃晃的帆布包，正用赤裸的双手在垃圾堆里翻找金属罐、塑料瓶，或者更好的东西——被别人丢掉的硬币。他们并不是上海人，骄傲的上海人永远不会被人看到去翻邻居家的垃圾箱，即便午夜时分也是如此，这些人往往是外地人，来自欠发达省份中的农村，很穷，正在尽全力地讨得最好的生活。我有充分的证据相信，为了得到特许进去翻垃圾，他们会给我所在公寓的前台接待员一点好处，并且要保证天亮时把一切都收拾整齐。这两项要求都得到了毫无怨言的执行，后者尤为不存在任何问题：要想过上像样的生活，以此类提拣原材料工作为生的家庭需要在夜里去好几个小区翻捡垃圾。他们需要量的累积。
中国并不缺少给这些移民家庭翻找的垃圾。事实上，在2008年左右，中国产生的垃圾要比过度浪费的美国还要多，每年约3亿吨，而美国只有大约2.5亿吨。然而，如果按照人均来看，美国是中国四五倍（美国人更有钱）。举例来说，美国每人每年消耗296千克纸，在中国是45千克，而印度的人均耗纸量只有8.5千克，低到令人难以想象。即便考虑到这两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相对较多，从而导致总耗纸量相对较高，可正是因为较低的人均消耗量，这些国家中的家庭和收废品的小贩在分类可循环再用的废品时才省事得多。
如果你关心资源保护，就会觉得这种趋势十分不利。中国消费者正陆陆续续地加入全球中产阶级行列，逐渐适应随着这一地位而产生的消费习惯。举例来说，在2000至2008年这一段中国历史性经济增长时期，中国的预包装食物产业增长了10.8%。从购买生鲜食物到购买装在塑料、铝罐和玻璃容器的食物，这一转变对午夜时分我所居住的公寓楼后面发生的事情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每一天中国的垃圾填埋地亦同样影响重大。
目前也有好消息，中国很少会把可循环再用的废品送进垃圾填埋地或垃圾焚化炉中。半夜三更捡垃圾的人家只是这个有利可图的捡垃圾过程中最后一个分拣环节，如果你一整夜在我所居住的大楼外面等着，就会看到，天刚亮，捡垃圾过程的第一个环节就在门口开始了。一个矮胖敦实的女性从街道对面走过来，看上去年岁稍大，实际上却只有三十多岁，挎着一个装满零钱的腰包，还拿着一个小手秤。如果中国有人能和艾伦相提并论，管理着一个从垃圾中收获可循环再用废品的体系，那么她就是这个人。她的目标是一堆用麻绳系着的纸板，以及一个及腰高、可在市场里看到的秤。她把那个大秤拉出来，这时候公寓楼里起得很早的老太太们就会蹒跚地走下楼，她们有时提着一些塑料瓶，有时是一两个小纸盒，还有时拿着一个装有铝罐的小塑料袋。塑料瓶和铝罐分别计价；而纸盒则被钩在手秤的一个小钩子上称量。这些东西价值几角钱，而这些早起的老太太就会带着这些钱去菜市场买一天所需的蔬菜。
天色渐亮，路上的车多了起来，这个收废品的女人和她身材瘦小的丈夫会合在一起。接下来由丈夫来负责收购普通楼房里的废品，而妻子则冒险走进了我所居住的公寓楼，在警卫室的传唤下到楼里收购废品：有人买了台新电视，想处理掉装电视机的大纸箱；还有人积攒了好几个星期的废报纸，因为配偶不厌其烦，一直在催促，所以现在想卖掉。整个早晨，她乘着电梯上上下下，按照市场价格，支付几角钱买下所有可回收再用的废品。然后她会把这些东西搬到楼下，分类码放。
在她忙活的时候，骑着三轮车的人就来了。有些人是来收废报纸的，有的则是想买那些铝罐。不管他们所需何物，他们付给她的钱都比她付给公寓楼住户的钱要多，然后他们把收到的废品捆在三轮车上，骑着离开，赶在天黑前把收来的废品卖给一家小型废品回收厂，这家工厂拥有仓库，并不是那种街角生意。不过他们的生意经都是一样的：低价买，高价卖。在这家小型废品回收厂里，这些蹬三轮车的废品回收者会碰到其他同行，他们每个人都有一辆样子差不多的中型三轮车，上面装满了等待出售的废品，稍后，这些废品将被捆扎成较大的捆垛，卖给纸厂、铝冶炼厂和其他需要原材料的制造厂。
尚无可靠的统计资料显示中国有多少家庭废品得到了循环再利用，因为中国很多地区都是乡村，且经济欠发达，收集这样的统计资料即便不能说不可能，代价也是极其昂贵。可有件事得到了从政府官员到午夜拾荒者在内的所有人的认同：在中国那些被送到垃圾填埋地里的垃圾中，很少还有可回收再用之物。休斯敦和旧金山要是也能这样就好了。
然而，上海并不会为居民提供回收桶；当地并没有像休斯敦材料回收厂这种投资上千万美元的回收厂；亦没有红外线传感器，以及气枪，去射击快速运转的传送带上的塑料瓶子。然而，这里有成千上万的小生意人，他们从数百万居民手中收购纸板、废报纸和铝罐，并以此为生，这些居民绝不会分文不取便把那些可循环再用的废品拱手送人。剩下的可循环再用之物则被午夜拾荒者全部搜走。在中国的各个城市，无须用单流机制来提升废品循环再用率，因为说到底，我的中国邻居们拥有一个大部分美国人都没有的特质：他们认为，“废品循环再用”不仅仅是美德，还可以换回金钱。
本文摘自《从中国到世界的天价垃圾贸易之旅》
废品回收、循环再用，事实上是一个人人参与、大多数人都不重视，少数人从中获利，极少数人从中得到巨额利润的产业，这个产业在中国和世界都是隐秘而茁长成长到惊人的地步，影响着全球的经济、人文和环境，影响着中国在世界的位置。
本书作者是彭博社驻中国记者站记者，用十多年时间观察和深入研究中国和世界废品回收产业的发展，描绘近二十年来中国垃圾产业和社会发展现实，揭秘中国垃圾产业与世界经济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