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与新社会主义的再起
虽然从前面的分析来看，仇富的心态、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阶级的斗争将会是未来的趋势，然而贫富差距与失业率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大，因为这将会影响到一个社会的安定与存续。各国的政府必然需要自行提出解决的方法，否则就是由民众揭竿而起来解决这个问题，后者我们已经从“阿拉伯之春”获得印证。
一如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资本主义的问题在于蛋糕的分配，特别是在整个蛋糕大缩水之后，分配的重要性就又更被凸显出来，未来的数年，甚至于十几年，我们很可能看到全世界的富人必须要付出比过去高出许多的税赋，一则改善负债累累的各国政府财政、二则改善社会结构与对立，而这些都是为了迎接下一个繁荣阶段的到来。
根据美国经济智库（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在2011年所公布的一份资料显示，2009年美国人口前1%的富人，拥有美国35.6%的财富、而前5%的人口拥有63.5%的财富、前20%的人口拥有 87.2%的财富，社会最底层80%的人口只分到了12.8%的财富。然而凯文·菲利普斯（Kevin Phillips）在其著作《财富与民主》（Wealth and Democracy）中曾指出，在1976年的时候，美国前1%的富人仅仅拥有美国20%的财富，这意味着近30年来，美国的贫富差距持续在扩大当中。
然而美国的贫富悬殊并不是近30年来才出现这样大的差距，凯文·菲利普斯在同一本著作当中也提到，在1929年时，美国前1%的富人拥有美国将近45%的财富，当时的贫富差距比起现在其实是不相上下，而当时的失业率将近25%，更是远远的高于目前9%的水平，也因此在大萧条期间，各式各样的示威游行活动不断，一如我们在本章一开始所提到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一样。
193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罗斯福（Franklin Ddano Roosevelt，1882~1945） 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次年便启动了一系列的新经济政策，史称“新政”（New Deal），其核心是三个R：救济（Relief）、改革（Reform）和复兴（Recovery），政府试图通过大力的干预来解决经济疲弱与阶级对立的问题。
罗斯福的新政，其实是一种以平等为取向的政策，如果以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就是一个偏向左派的政权。因为大萧条期间的长期失业与高失业率使人们感觉到，所谓的社会平等根本不存在，而这也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分配蛋糕问题。政府为了有充裕的资源来进行前述的社会改革与救济，同时着重于所得的重分配，因此在税制上进行了一连串的改革。
1932年，由于美国预算赤字大幅增加，让主张减税的胡佛总统也不得不采取加税措施，将美国所得税最高级距的边际税率从25%调升到63%，最低级距的边际税率则由1.5%增加到4%。1936年，罗斯福总统则将最高级距的边际税率再往上调高到79%，然而在这个时候，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因为未达最低课税金额，因此是不用缴交所得税的。但到了1942年，最低课税金额2 000美元的边际税率调高到13%，美国的纳税人数从1939年的390万人大幅增加到1945年的4 260万人，占总人口的60%，而到了1944年，则再度调升最高级距的边际税率到94%以支应二战的战争支出费用。
除了所得税率的调升之外，1937年，美国首次提出薪资所得税方案，税率为2%，该项税收是用以支付社会福利退休体系的资金。此外，营利事业所得税在1932年仅为13.75%、1936年增加到15%、1938年为19%、1940年为 38.3%、1941年为44%、1942年为53%。在罗斯福执政期间美国的企业与个人税率出现了大幅度的提高。
罗斯福的新政着重的是政府的主动干预以及所得的重新分配。政府在这段期间从企业与富人手中征得了更多的税，并对于一般工作者与家庭提供了更多的帮助与保障方案，加上工会势力的抬头，让工作者不会受到管理阶层不平等的待遇，例如美国汽车业工人联合工会（UAW）成立于1935年，积极争取工人福利，汽车工人不仅时薪最高，其所享受的医疗和退休保障更是其他行业工人所望尘莫及的。
所以从1930年代到1970年代，大多数的社会利益其实是流入所谓的中产阶级手里，而这也造成了前述在1976年，美国前1%的富人仅拥有美国20%财富这种贫富差距相对较小的情形。
而1980年代上任的共和党总统，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1911~2004）则采取了不一样的做法。不同于前述的经济政策多是以追求平等为目标，里根的经济政策更多是在追求自由的竞争。他所推行的经济政策为供应面经济学，将所得税降低了25%、减少通货膨胀、降低利率、扩大军费开支、增加政府赤字和国债，继续对商业行为撤销管制，全力推行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干预，恢复自由市场竞争机制。
里根之所以推出这样的政策与当时的经济环境也有关系，当时的贫富差距与经济状况相对于大萧条时代而言是好上许多，而以中产阶级所组成的社会其实需要的不是平等，而是自由与开放，也就是偏向右派的政策。里根的政策符合当时的美国环境，因而造就日后众多的创新与创意出现在美国市场，例如电脑时代就是在当时所开启的，进而产生了后续的信息革命与网络革命。
信息革命造就了一群新的富豪，根据《富比士》的 2011年美国富豪排行榜显示，前20名中就包括微软的比尔盖茨、甲骨文的艾利森（Larry Ellison）、亚马逊的贝佐斯（Jeff Bezos）、脸书的马克·札克柏格、谷歌的布林（Sergey Brin）与佩吉（Larry Page）、戴尔的麦克·戴尔（Michael Dell）等7位信息界的富人，一如当年的亨利·福特等工业巨子。而40年后的现在，美国的经济环境似乎又自由得过了头，金融环境的混乱最终产生了次贷风暴。
同样的经济萧条，同样的贫富差距，这让2008年上任的民主党总统奥巴马，在竞选时便提出了相关税制改革的想法，他主张对劳工阶层及年收入7.5万美元以下低收入户减税，同时提高平均年薪25万美元以上家庭的赋税：房市危机方面，设立基金，协助使民众房屋避免因拖欠偿还贷款遭到查封，并由联邦政府协助取得贷款。
2011年9月，奥巴马提出了删减赤字与加税的方案。估计未来10年可删减政府支出逾3兆美元，同时呼吁应加税，主要针对年所得逾100万美元的富人课“巴菲特税”，希望通过新的最低税率，确保他们的税率与中产阶级相当，而美国的股神巴菲特也在这个时候站出来认为应该提高“巨富”的税率，因为他提到他的税率竟然比他的秘书还低，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除了对国内的富人课税之外，根据美国国税局的《海外账户纳税法案》（FATCA）实施细则规定，符合一定资产条件以上的美国公民，需要在2012年4月15日前向政府申报截至2011年12月31日的海外资产状况。而海外金融机构，须与美国财政部签署协议，同意提供美籍客户账户资料，美国政府甚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向海外的美国公民追回逃漏税款。
除了美国需要减赤之外，深陷债务危机的欧洲更是不得不把政府的财政寄望在加税上。在欧洲，意大利的改善财政收支计划中包括一项要对年所得超过30万欧元者加课特别捐（special levy），法国也针对年所得超过50万欧元的富人课征特别税（exceptional contribution），而英国则早自 2010年起，已悄悄地将个人所得税最高级距税率由40%调升至50%。
当各国政府财政陷入困境，阶级对立情绪高涨，我们可以预期的是在未来的几年，甚至于十几年，这样对中高所得阶级加税的措施将会成为一种趋势，甚至是全球主要国家所仿效的方向。这样的做法除了改善各国的财政之外，减少阶级间的对立，甚至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则是更为远大的目标。
上述这些信奉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必须要在接下来的数年逐渐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若非如此，新形态的社会主义将会开始崛起并与之对抗。例如1999年就任委内瑞拉总统的查维斯（Hugo Rafael Chávez Fríras， 1954~2013）便大力推行所谓的“21世纪社会主义”，并且严正抨击资本主义。该国自2007年以来便大量地将国内外企业的石油、钢铁、矿产、电信等强制国有化，并借此提供大量的补贴与就业机会，借以实现资源国家的社会主义模式。由于油价长期维持在高水位，因此委内瑞拉这个石油产量占石油输出国组织近1/10的经济体，在过去的数年拥有相当亮眼的经济成果，而失业率与穷人数量也大幅度地减少，在这样的成就之下，我认为在未来将会有更多天然资源输出国跟进仿效这个模式，例如非洲盛产各类资源的独裁国家，而这将可能成为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未来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不论是资本主义的再分配或者新形态的社会主义崛起，未来全世界的经济发展方向将会从追求自由开放转向追求平等，届时能够从中获取最大利益的将会是目前处于中下阶层的弱势团体，这将会逐渐地改善贫富差距并让财富的分配更为常态化，然而这样的调整却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那之前，阶级的对立与意识形态的对立仍然不会停止。
本文摘自《预见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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