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高等动物，生物学特性决定了其很多社会学特性。1975年美国哈佛大学生物学教授爱德华·威尔逊出版《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揭示了生物的社会属性。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认为：“生物科学，无疑将对社会学基础理论的重建产生无与伦比的影响”，“生物学的深层的哲学观将极大地改变我们的思想方法。”
细胞生长分为潜伏期、指数增生期、停滞期。细胞潜伏期与细胞密度密切相关，细胞太少的时候生长速度会很慢，甚至全部死亡，这是因为细胞生长需要一些细胞自身产生的辅因子，若细胞太少，会导致这类因子不足。细胞增加到一定数量，细胞间形成缝隙连接，允许细胞之间的电耦合（比如通过电耦合，心脏的所有心肌细胞可同步动作）和化学通信，细胞功能很活跃，进入指数增生期，每个细胞的“占地面积”也有所缩小。指数增生期持续3～5天后，空间渐趋减少，能抑制细胞的运动，这种现象称接触抑制。当细胞密度进一步增大，培养液中营养成分减少，代谢产物增多，则发生密度抑制，进入停滞期。继而培养液中营养渐趋耗尽，代谢产物积累、pH降低，细胞会中毒，重则死亡。将细胞消化下来，稀释后种植在新培养瓶，细胞又快速增长。但是如果传代过晚，因细胞已受损，传代后细胞也生长不好。也就是说，要让细胞保持完善的功能，需要较高的细胞密度，但又需要有足够的“私人空间”；既有“社会性”，又有“独立性”。
人口和文明发展也存在类似的规律。当人口很少的时候，很难产生文明。有些边远地区的民族往往因为人口太少而文化落后，甚至人口灭绝。只有当有足够人口数量的时候，有人口密度优势和规模优势才能产生文明。在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人均耕地减少、土地兼并、吏治腐败等，出现接触抑制和密度抑制，假如不改善吏治、提高农业技术的话，会出现社会动荡、饥荒、瘟疫、甚至战争，人口很难再增加。战后人口又快速增长。新的技术（如农业技术、建筑技术）使得承载人口的空间增加，人口相对变稀了。
100多年前，恩格斯说过，250万人集中于伦敦，使每个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人口越多，大家可以共用很多公共的东西，土地、基础设施（水、电、道路、通讯）的利用效率就越高，公共服务越便利，人均公共投资反而越小，同时有利于环境污染的处理。[薛小和：《城市化道路怎么走？》，人民网（来源：经济日报），2000年05月19日，http://www.people.com.cn/GB/channel7/36/20000519/70435.html]
人口越多，微小的需求也能形成市场，刺激产业化，分工更细，智力资源越丰富，技术优势也就越容易发挥并被所有人分享，产业间会形成产业链，于是就业增加、消费增多。比如说在甲地8个人应聘1个职位，乙地80个人应聘10个职位，比例都一样。但对于求职者来说，在乙地多了10倍的应聘可能性；对于公司来说，甲地8个人可能没有1个合格的，公司只好空着职位，乙地因为有80个应聘者，公司就算不能招到10个合格的，也可以招到六七个合格员工，相对来说乙地就业率更高(对公司和个人都有利)，并且在乙地还可以增加1个服务行业人员。这就是为什么加拿大人都愿意往美国跑、小城市的人和企业都愿意往大城市跑的原因。
企业间相互竞争，迫使企业加强管理、改进技术、提高质量、降低价格，使消费者和企业实现“双赢”。由于人口集中，经济主体间的交往多，资金流量大，也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便可大显身手。各大行业间的互动性，使城市的经济总量像滚雪球般地增长。[王东京：《看准城市规模效应》，中国城市化网站， 2004-03-07，http://www.curb.com.cn/pageshow.asp?id_forum=001267]
人口密度效应在交通运输上体现得最充分。人口密度越大，人均交通成本就越低。在同等条件下，一个国家人口密度越大，在单位时间内，这个国家的人均单位货物长距离迁移的距离越短。人口稠密的日本人均铁路只是澳大利亚的1/10（人均建设成本也低），但日本铁路运输更便利，服务质量更好，并且发展起高速铁路。小城市由于人口少，公共汽车的班次少，乘一次车要等很长的时间；大城市人口多，几分钟一趟车。
娱乐产业也不例外。相同成本拍摄的电视、电影因为观众增加，赚的钱也多。赚的钱多，竞争也就激烈，结果是导演和演员的素质提高，可以花费更多的钱进行娱乐投资。老百姓花费很少的钱就可以看高档次的表演。美国在电影业方面的垄断地位就与其人口数量很有关系。
旅游业也一样。一个旅游景点要是有大量的游客，就有资金进行景点建设，提高服务质量，游客人均担负的费用就越低。要是游客太少，很多有潜力的旅游景点就无法开辟。
美国之所以是发达国家中最强大的国家，原因之一是美国是发达国家中，人口最多的国家，在发达国家中具有最大的人口规模效益。现在中国和印度（可能还应包括巴西）在崛起，也是因为有人口规模和密度优势。
城市化就是尽量利用人口优势。每个国家的都市圈大都是该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一个城市人口达到25万，才能显示出规模效应。而我国两千多个县级城市只有不到20%达到了应有的规模。人口流动就是实力的流动，茅于轼注意到人口流入的地方都是欣欣向荣，而人口流出的地方都是破落败坏。[茅于轼：《大国空巢》序，易富贤：《大国空巢》，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年。]随着人口大量迁往沿海和大城市，内地将成为老弱病残的基地。今后内地的地级市都难以形成规模效应，更不用说县城了。现已出现民工荒，今后到哪里去找劳动力发展内地经济？
当然，城市规模过度膨胀，也会带来额外的代价，如交通拥挤，生态恶化等。其实目前这些“城市病”并非不可救药，也不是必然要发生的，而且这些负作用根本无法抵消大城市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人类近两百多年的工业化过程就是不断解决“城市病”的过程，城市也越来越大。比如从人力车、马车到汽车，再到轻轨、地铁，交通大为改观。从柴到煤炭，再到液化气和电，城市的环境承载力也提高了。
其实现代最严重的“城市病”不是交通拥挤和环境污染，而是超低生育率。由于城市规划的不合理，城市容积率高，人均室内空间和户外空间小，出现了现代意义的接触抑制和密度抑制，房价高，民生压力大，民不聊“生”，日本、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地区生育率只有0.9-1.2。
而美国生育率能够稳定在世代更替水平2.1附近，与城市规划、合理的房价有关。美国人均住房面积是日本的二、三倍，中位房价只是人均GDP的5倍，户外空间也大，每个社区都有公园。即便芝加哥（生育率为1.9左右）这样高密度的大都市，人口密度也只有4000人/平方公里。而美国德州生育率能够稳定在2.3左右，与其住房宽敞而价廉也有关。
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阶段，但由于严格限制城市土地供应，是以每平方公里超过1万人这种高密度进行城市规划的，北京、上海超过1.5万人/平方公里，其实正在走日本、韩国、台湾那种民不聊“生”的城市化老路，光“利用人口”，不“生产人口”。目前上海、北京即便没有计划生育，也养不起两个孩子了。
并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住房的要求也提高，比如中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由1978年的6.7平方米增加到2010年的31.6平米；30平米房子的家庭在1978年能够养2个孩子，现在却不行了。美国1950年人均住房面积只有26.6平米，现在超过70平米了。中国现在城市是独生子女家庭为主，但是今后需要主流家庭生育3个孩子，住房面积和设计会与现在大不一样。中国城市今后将面临根本性的改建，但是今后老年化严重，劳动力成本将非常高，城市改建的成本将非常高（如日本和欧洲国家那样），那么今后中国也会像日本、韩国、台湾那样陷入超低生育率的泥坑中。
因此，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应该重点建设中心城市，形成人口规模效应和密度效应，增强辐射能力。而东部发达省市，应该借助发达的交通，引导人口向郊区分流（伦敦人口在1939年达到顶峰后开始减少），降低城市的容积率，防止低生育率这一“城市病”，让城市既能生产物质财富，也能生产人口财富。
本文摘自《大国空巢》
大陆版的《大国空巢: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持论更温和，内容更精简，数据更扎实，观点更明确，如作者在《大国空巢: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自序中所言：“从文字来看，香港版去除了一些‘酒糟’，只浓缩为《大国空巢: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20％的内容，新增了80％内容……香港版里主要用的是自制的‘鸟铳’……这一版添置了一些‘枪炮’（复习了大学和研究生时学过的人口统计学，并向一些人口学者请教，使得方法更符合规范）。”可以说，这是作者的一本心血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