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大政府似乎遍地都是，我们应当仔细考察一下现在是否仍然存在主要依靠市场中的自愿交换来组织经济活动的社会，而且其政府活动限于我们提出的四项义务之内。
可能该方面最好的例子莫过于中国香港地区。香港面积约400平方英里，[1]人口约有450万，其人口密度之大让人难以置信。中国香港每平方英里的人口数是日本的14倍，是美国的185倍，然而香港居民却享受着几乎亚洲最高的生活水平（仅次于日本，可能略低于新加坡）。
在国际贸易方面，香港并无关税和其他限制条件（除了少数由美国和其他主权国家加给它一些“自愿的”限制之外）。在香港，不存在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指导，没有最低工资法，也没有对物价的管制。香港居民想买谁的东西就买谁的，想把自己的东西卖给谁就卖给谁，想在哪里投资就在哪投资，想雇用谁就雇用谁，想为谁工作就为谁工作。
即便我们对政府的四项义务从相当狭窄的角度来理解，香港政府的活动也并未越雷池一步，而且在范围之内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政府加强法制建设并维持社会秩序，为规范人们的行为规则提供支持，裁决各种争端，促进交通与通信设施的发展，监管货币的发行，等等。尽管随着经济的增长，香港的政府支出也日益增长，但其支出占总收入的比重仍然很小，在全世界属于最低的水平。较低的课税保持了对投资的刺激，企业家可以从其成功的经营活动中获得利益，当然他也必须为其失误承担代价。
尽管香港目前是一个出色的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场社会的范例，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它就是这方面最重要的一个例子。为此我们必须到19世纪去寻找。日本在1867年明治维新之后30年内的发展可说是一例，我们把它留到第2章讨论。
另外两个例子是英国和美国。当年，人们为废止英国政府对工商业活动的限制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亚当·斯密发表的《国富论》便是这场斗争中率先发起的一击。然而，直到70年之后的1846年，随着《谷物法》的废除，才标志着这场斗争的最终胜利。所谓《谷物法》，是英国政府对小麦及其他谷物（统称谷物）的进口关税和其他进口限制条件所制定的法律。这场斗争的胜利给英国带来了完全的自由贸易，并且保持了3/4个世纪，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斗争的胜利也标志着英国政府几十年来向高度有限政府的转变基本完成；这一高度有限的政府，用前面引用过的亚当·斯密的话来说，让每个不列颠王国的居民“完全自由地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2]
由此英国的经济获得了高速的增长。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相比之下，那些贫穷凄苦的地区就越发显眼了，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和当时其他小说家对这种贫苦都有过感人至深的描述。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也随之增长。不列颠王国在世界上的实力和影响力也不断增强。与此同时，英国的政府支出却下降到仅占国民收入的一小部分，其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19世纪初的近1/4下降到1897年的约1/10；1897年正是维多利亚女王（Alexandrina Victoria）在位60周年庆典，此时的不列颠王国达到了其光辉与力量的巅峰。
美国则是又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当时的美国是有关税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其著名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曾为此辩护，在报告中他试图反驳亚当·斯密关于自由贸易的主张，他的辩护无疑是失败了。不过，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当初的关税也不算什么，而且在内外贸易方面也几乎没有什么政府的限制条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向美国移民几乎是完全自由的（对从东方国家来的移民有限制条件）。正如自由女神像上的铭文所说的：
把你，
那劳瘁贫贱的流民，
那向往自由呼吸，又被无情抛弃，
那拥挤于彼岸悲惨哀吟，
那骤雨暴风中翻覆的惊魂，
全都给我！
我高举灯盏伫立金门！[3]
成千上万的移民来到美国，成千上万的移民被接纳。合众国政府对他们不加干涉，由他们自由发展，他们便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有人把19世纪的美国描绘得极其荒诞不经，说那是一个不法奸商横行无忌，个人主义无法无天的时代。有人声称，那时的垄断资本家冷血无情，对穷人百般剥削；他们鼓励人们移民到美国，之后对他们敲诈勒索。华尔街则被描绘成对中西部农民进行压榨的操控中心街，幸好那些农民身体还算结实，尽管饱受苦难历尽艰辛，总算是活了下来。
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人们不断地移民到美国来，就算早些到来的那些人上当受骗了，但是要说几十年下来成千上万的人来到美国就是为了受剥削，这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人们之所以要来美国，是因为那些比他们早来的人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纽约的大道并?是用金砖铺成的，而是用雄心壮志和辛勤劳动筑成的；美国企业给他们带来的报酬之丰厚，在旧世界里是无法想象的。新来的人们从东部走到西部，所到之处，一座座城市拔地而起，一片片荒地变为良田。美国变得日益富饶，其生产力越来越强大，这种繁荣也为移民们所分享。
如果农民们受到了剥削，那么他们的人数怎么会越来越多？农产品的价格确实下降了，但这是成功的标志，而非失败。农产品价格下降反映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耕地面积的扩大、通信设施的进步，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农业产量的快速增长。还有一点，农田的价格一直稳步上涨，这很难说是农业萧条的迹象吧！
有人说当时的资本家冷血无情，典型的例子是铁路大亨威廉H.范德比尔特（William H.Vanderbilt）曾对一位记者说“老百姓都去死吧”。但这只是个别的例子，美国的慈善事业在19世纪发展得如火如荼。私人赞助的中小学和大学的数目成倍地增长，到外国的传教活动更为活跃，非营利性的私人医院、孤儿院以及其他数不胜数的各种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从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到基督教青年会，从印第安人权利协会到救世军，几乎所有的慈善机构或公共服务机构都是在那一时期成立的。自愿协作在组织慈善活动方面的效率，丝毫不比组织营利性生产活动时的效率差。
在慈善活动发展的同时，文化事业也日益兴旺发达，无论是在繁华都市还是边陲小镇，各种艺术馆、歌剧院、交响乐团、博物馆、公共图书馆纷纷成立。
政府支出规模的大小是一种衡量政府作用大小的尺度。除几次战争时期之外，1800～1929年，美国的政府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未超过12%。而政府支出的2/3都是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开支，大部分花在了学校教育和道路交通上。直到1928年，联邦政府的支出才占到国民收入的3%。
人们常把美国的成功归结为资源富足和幅员辽阔，当然这也是一部分原因，但绝不是关键的原因。如果是关键原因的话，我们又该如何解释19世纪英国和日本的成功以及20世纪中国香港的成功呢？
还有人坚持认为，对于人烟稀少的19世纪的美国来说，不干涉和有限政府政策是行得通的，但对于当今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社会来说，政府就必须发挥更大的、主导性的作用。持这种观点的人只要在香港待上一个小时，便会放弃他的主张。
社会是我们创造出来的，我们可以塑造各种制度；当然，物质的和人的各种特性限制了我们的选择范围。但是，只要我们愿意的话，没有什么能够阻碍我们建立一个主要依靠自愿协作来组织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的社会，一个保护并扩展人类自由的社会，一个政府安分守己的社会，一个政府做我们的仆人而不是主人的社会。
本文摘自《自由选择（珍藏版）》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其思想渊源有二：一是我们早些时候，也就是196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二是与本书同名的电视系列片《自由选择》。同名电视系列片所讨论的问题与本书完全相同（最后一章除外）……但是，由于节目时间所限，书中探讨的许多内容在电视节目中只能删掉或点到为止。因此，书中的内容系统性更强，也更加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