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里很早就是公认的学术权威，但十多年前，他毅然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开始从业“记者”。1985年初，加里接到《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编辑西莫·扎克（Seymour Zucker）的电话，扎克问他是否有兴趣为该周刊定期写稿。此前，加里从未给报刊或其他大众期刊写过只言片语，而且，他的著作和论文是专门写给专业人士的，充斥着数学术语，所以我俩对扎克的邀请感到非常吃惊。
《商业周刊》希望加里每隔三个星期为他们写一篇专栏稿，和另外三位已同意写稿计划的作者轮着写。他们是阿兰·布林德（Alan Blinder）、罗伯特·库特纳（Robert Kuttner）以及保罗·克雷格·罗伯茨（Paul Craig Roberts）。人们认为，这四个人当中，库特纳和罗伯茨的政治立场分别代表左派和右派，而布林德和加里则站在学术的中间立场，前者是中间偏左，后者是中间偏右。
对于这份邀请，加里知道很多经济学家会欣然应允，但他本能的反应是拒绝，因为他觉得为普通读者写稿可能会占用大量时间，何况他缺乏相关经验，而且这可能会分散他从事诸多研究项目的精力。
那个时候，几乎所有定期为报纸或杂志撰写经济评论的人都对宏观经济问题感兴趣。这些议题包括：经济将持续改善还是将进一步恶化而陷入衰退，失业率和利率在未来数月里会出现何种变动，如此等等。但这些问题并非加里研究的兴趣所在，其部分原因在于，他认为经济学在短期经济波动的预测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并不大。
因为上述疑虑，加里起初并不愿意为《商业周刊》赐稿，他最大的担心是会失败。除此之外，专栏稿要求不长也不短，必须刚好一整页，这更容易导致他失败。不少优秀作家说过，写短文要比写长稿难得多。布莱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曾在1656年道歉说：“这封信写得比平常长了些，因为我没有办法把它写得短一点。”而从事学术写作的人又是最会滥用版面空间的，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曾说过，教授们写文章的时候，光是开场白就要用上5页的篇幅。加里对于学术界的这种传统已经烂熟于心，因此他自认为无法在一篇800多字的专栏稿中就把自己的思想表达清楚。
于是，加里征询了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泰德·舒尔茨（Ted Schultz）和斯蒂格勒三个人的意见，他们与加里亦师亦友，均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认为，弗里德曼会鼓励他写稿，因为弗里德曼多年来一直在《新闻周刊》（Newsweek）上开专栏，极其成功；但令他感到意外的是，斯蒂格勒（他的密友之一）和舒尔茨两人也都认为他应该接受邀请，不过，斯蒂格勒提醒他说，两三年后可能就找不到好题目来写了。
当然，加里也征求了太太吉蒂（Guity）的意见，她是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历史学副教授，也是对加里的决策影响最大的人。她的想法是，为《商业周刊》写专栏既是影响政府政策的好方法，也是向更多的人传达思想的好途径。为了安抚加里畏惧失败的情绪，吉蒂答应帮他审阅初稿，并提供修改建议，让这些文章能产生更好的效果。
事实上，吉蒂对每篇专栏文章都数易其稿，她毫无保留地提出批评意见。在选题方面，尤其是与当前公共政策有关的题目方面，她提出了很多建议。因此，她被列为本书的合著者是名副其实的。虽然这些专栏稿是以加里的名字发表的，但如果没有吉蒂的鼓励、批评和建议，这些文章可能就写不出来了，就算写出来，效果也会逊色许多。
1985年5月，加里接受了扎克的提议，答应试试看。扎克表示，《商业周刊》也把这项计划当成实验，有可能中途搁浅。《商业周刊》主编斯蒂芬·谢帕德（Stephen Shepard）发来的合同规定，任何一方只要提前一个月通知对方，就可以终止这份合同。这样的规定俨然不同于保护大学教授的无限期终身教职，它犹如一记警钟，让人清醒面对现实世界。
本文摘自《生活中的经济学》
这些文章以其扎实的经济分析，与随处可见的个人意见区别开来，广受各个阶层读者的喜爱，经典不衰。通常，专栏所谈论的当代问题，很快就会被遗忘。但是，加里·贝克尔的这些文章，即使是讨论那些已经忘却的问题，其分析也有助于学者、企业主管、经济爱好者及其他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在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等方面随时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