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超：中国现代经济增长究竟有多快1

　　中国经济赶超究竟有多么伟大？要谈论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依赖统计数据。不幸的是，人们对中国1952年之后的官方统计数据存在着普遍的质疑。由于数据的基础重要性，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重点研究，例如香港理工大学教授伍晓鹰、已故经济史大师麦迪逊等都汇集了详细的资料。

　　 麦迪逊是荷兰人，国际上享有盛誉的经济史学家。他这辈子唯一做的事情，就是为全球所有国家建立经济数据档案，尤其是各国的历史经济数据。这一工作极为重要，对经济学家总结与研究历史提供了基础素材。他本来极有望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可惜还未等到就去世了。麦迪逊在其最新著作《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中，根据国民经济账户体系（SNA，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原则对中国官方经济数据重新进行了调整，并构建了自宋代以来的较为完整的经济历史数据系列。

　　 国民经济账户体系中最主要的总量指标是GDP，它全面完整地反映了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初始流量；GDP被定义为 “作为衡量生产的总尺度，等于从事生产的所有常住机构单位的总增加值之和”。通俗地讲，GDP衡量了一个国家一年中生产的所有产品与服务的价值，也就是一个国家当年经济产出的规模。

　　 我们知道，正确地分析问题的前提是得到正确的数据。西方国家历来十分重视统计，其统计数据繁复无边，有些数据系列可以上溯到文艺复兴时期。比较而言，我们现在可以得到的中国统计数据不仅数据系列稀少，每个数据系列的质量与稳定性均有较大改进空间。这既有先天不足之处，也有体系限制的因素。从中国现代统计历史的角度看，1952年国家统计局成立，当时中国已经决定全面学习苏联经济模式，所建立的统计体系也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物质产品核算体系（MPS）的翻版。这一体系与现代经济运行方式格格不入，不承认市场经济基本原则，与1980年之后的数据系列缺乏可比性。按照伍晓鹰教授在2002年一篇论文中的观点，中国统计数据的错漏在很大程度上被归结于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之前，中国一直沿用苏联物质产品体系的国民经济核算方法。这种方法高估了增长而低估了国民经济实际规模。第二，中国的统计活动数度遭到破坏，统计局本身一度被解散，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统计活动没能够正常运行。同时，统计数据具有一种拔高指标、迎合政府官员施政目标的内在倾向。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统计体系得到系统改造，建立了现代规范的统计体系，实现了从MPS系统向SNA体系的逐步转变，统计数据质量有了质的飞跃。即使如此，仍旧存在很多问题尚未解决。例如，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认为现行的官方统计体系中,产业部门分类和支出项目分类仍然过粗, 经常性的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欠缺,缺乏GDP的分季度生产核算和使用核算,价格指数资料存在缺口,未被观测的经济存在统计遗漏。

　　 这样，我们目前可以得到的统计数据其质量并未得到学术界普遍接受。实际上，统计局自身也在不断根据最新信息对历史统计数据进行修正。例如，1993年经济普查之后，1978年～1993年的数据被调整，1992年当年第三产业规模被调高了32%，GDP规模被调高了9.3%；2004年经济普查之后，1993年～2004年数据被调整，2004年当年GDP规模被调高了16.8%。如此巨幅的调整暗示，以前的统计工作质量难以信任。

　　 更长时间即近代以及古代中国经济规模的评估方面，麦迪森估计，公元1600年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9.12%，1820 年占32.19 %。按1990 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中国人均GDP 在公元元年和1000 年为450 美元，1300年～1820年为600美元。

　　 麦迪逊构建的经济数据系列也存在瑕疵，同样需要进行评判性吸收，下面我们描述我们进行的调整程序与得到的结果。

　　

本文摘自《中国经济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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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走到今天，其赖以增长的结构基础正在崩塌，而累积的风险正在逐渐发挥力量。未来数年内，经济运行方式以及增长速度都将发生大幅变化。表面繁荣背后的大陷阱，中国是否能避过？ 　　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从三个方面解剖： 　　我们的经济制度有什么问题？ 　　我们的经济政策犯下什么错误？ 　　我们的外界环境出现了什么变化？ 　　本书正是从这三个方面来展开论述。 　　《中国经济下一步：繁荣还是陷阱——观察中国经济未来的15个维度》各章环环紧扣，逻辑严密，作者开发的定量反馈模型独一无二，对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独特的评判。 　　读懂本书，你就读懂了中国经济！阅读本书可以帮助非专业读者对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所有问题有清晰的认识，助长读者对经济问题和现象的分析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