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中间路线是，既不全面接受统计局数据，也不从微观数据重构，而是在统计局宏观统计数据之间寻找固有联系，并据此对统计局数据未能把握的经济真相作出猜测与调整。这种调整应该是基于数据间的固有联系，使用透明公式并可以被未来更多的数据所改进；目标并非100%地反映经济真相，而是比原有数据距真相更接近。具体调整方法见注释①，调整后中国历年GDP如图1所示。
图1统计局支出法GDP与调整GDP对比
可以看出，官方统计低估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经济规模，相应高估了经济增速。具体如下：
? 1952年中国经济规模，笔者的数据比统计局数据高70.9%，麦迪逊数据比统计局数据高38%；
? 1978年，笔者的数据比统计局数据高20.9%，麦迪逊数据比统计局数据高27%；
? 2003年，笔者的数据比统计局数据高14.8%，麦迪逊数据比统计局数据低19%。
从1993年经济普查以及2004年经济普查的结果看，很难相信2003年中国经济规模需要调低19%，这很可能意味着我们的调整结果比麦迪逊的结果更加合理。
另一方面，笔者的数据的波动程度小于官方数据。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官方数据出现了剧烈震荡，其本质是经济增速因无效投资而被人为放大，并随无效投资之确认而回归趋势值。笔者的数据基于居民收入，较能免疫于无效投资对数据的干扰。
以上步骤得到的是名义经济值。为得到实际经济表现，需要对官方通货膨胀数据进行调整。1985年之后，我们使用统计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85年之前使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作为基准物价指数。
但该数据可能仍旧未能反映真实的物价平减指数。在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生效之前，政府财政赤字的很大比例直接透支中央银行账户，这直接增加了政府财力，而并未增加实际产量。换句话说，当年财政透支央行账户造成的经济规模虚增并未被计入物价涨幅中去。在调整中，我们计算财政赤字透支央行账户金额与当年GDP之比，将此数值与基准物价指数相加得到调整后的物价平减指数。
图2统计局物价水平与调整物价水平对比
依据调整后的物价平减指数，可以计算实际GDP增速，得到结果如下：
图3统计局经济增长速度与调整经济增长速度对比
在笔者的数据系列中，负增长主要出现在如下几个时期：1959年～1962年因大跃进而导致的经济灾难、1967年～1968年文化大革命导致的经济秩序混乱以及1989年政治风波。
官方数据系统性地高估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经济表现，这似乎是自然的，因为官方数据低估了战后中国的经济规模。实际上，1957年的经济增长已经降低到零附近，从1958年开展的大跃进运动让1958年出现了短暂的脉冲式增长，随后恶果显现，1959、1960、1961连续三年出现了经济急剧收缩，农村饿浮遍野，非正常死亡人数有学者估计高达3500万人。这样恶劣的经济运行状况，官方数据却显示1957至1959年经济总量扩张了38.6%，与我们估计的6.7%大相径庭，而民众经验感受显然并不支持官方数据的乐观估计。
同时，官方数据也低估了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恢复，尤其是在60年代初中国经济的恢复速度。
20世纪80年代前半段居民收入增速远高于政府收入，我们的数据增速也高于官方数据，直到80年代后半段逆转：1980年～1983年官方数据经济增长37.2%，而我们的数据经济增长63.6%；1985年～1989年官方数据增长59.6%，而我们的数据只增长了15.8%。这似乎表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农村体制改革为推动力的经济高速增长最大限度地惠及了民生，农民收入提升速度很快。1985年之后开始的城市体制改革虽然有利于经济总量的扩张，而在民生改善方面，成效不如80年代前半期。
1989年在笔者的数据系列中是负增长，与统计局数据相反。这自然并不奇怪。90年代上半期官方数据高于我们的数据，1992年～1995年官方数据显示GDP增长了63.3%，而笔者的数据显示只增长了36.3%。对争议较大的1998年，笔者的数据指出官方数据轻微高估。进入新千年之后，官方数据倾向于低估而不是高估实际经济增长。鉴于2002年～2007年经济增速连续6年在10%以上，官方数据的低估可以理解。
本文摘自《中国经济下一步》
中国经济走到今天，其赖以增长的结构基础正在崩塌，而累积的风险正在逐渐发挥力量。未来数年内，经济运行方式以及增长速度都将发生大幅变化。表面繁荣背后的大陷阱，中国是否能避过？
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从三个方面解剖：
我们的经济制度有什么问题？
我们的经济政策犯下什么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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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正是从这三个方面来展开论述。
《中国经济下一步：繁荣还是陷阱——观察中国经济未来的15个维度》各章环环紧扣，逻辑严密，作者开发的定量反馈模型独一无二，对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独特的评判。
读懂本书，你就读懂了中国经济！阅读本书可以帮助非专业读者对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所有问题有清晰的认识，助长读者对经济问题和现象的分析能力。